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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包办婚姻渐被视为封建糟粕，很多思想进步人士都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而李大钊作为我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著名学者，在革命上十分彻底坚决，在婚姻爱情上却十分传统。他与妻子在包办婚姻中令人感佩的爱情故事，彰显了他崇高的人格之美。 一 1889年10月，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他出生前，父亲就去世了；他一岁半时，母亲也去世了。他“既无兄弟，又鲜姊妹”，全靠慈祥的祖父抚育成长。李大钊少年时就聪颖出众，品学兼优。李大钊10岁时，祖父已经70多岁，家里实在缺乏劳力，祖父怕难于支持他继续读书，就给他找了邻村的姑娘赵纫兰，并早早完了婚。赵纫兰这个乡村姑娘，从小裹脚，没上过学，比李大钊大6岁。赵纫兰嫁过来时，李家家境已十分贫寒。她既要孝敬侍奉年迈的祖父祖母，又要照顾年幼的丈夫，备极辛劳。她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把家操持好，让李大钊能够继续上学。 1905年秋，李大钊去百里外的永平府中学读书。1907年夏，祖父病故，举办丧事使得微薄的家产消耗殆尽，李大钊继续求学的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渺茫。赵纫兰此时显露出刚强和主见，她咬牙东挪西借地支撑李大钊读完了中学，又支持李大钊去天津考取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狱中自述》记述了这一段生活的艰难：“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贤妻的感激之情。 在法政学校学习期间，李大钊对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13年7月，李大钊从法政学校毕业后没有谋职养家，而是去北平（今北京）谋求出国留学的机会。后李大钊去日本留学，一走三年。这期间，孩子年幼，生活无着，赵纫兰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她没有一点抱怨之情，使丈夫全无后顾之忧。 二 李大钊留学三年，思想大进。1916年5月，他归国从事政治活动，南奔北走，也偶尔回乡与妻子见面，但都很匆忙。直到1918年1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谋得图书馆主任的职务，才算安顿下来。他深爱妻儿，觉得欠妻子的太多了，而且儿子葆华、女儿星华也到了上学的年龄，自己也年届三十，该安个家了。于是在这一年的9月，他返乡接妻儿到京。 到北平后，为了让妻子更适应，李大钊这个留学回来的学者，竟在家里修了个大炕——与农村家里的一模一样，这样冬天里赵纫兰就可以坐在炕上做活儿了。 每天清晨，李大钊准时去上班，孩子们去上学，赵纫兰在家操持家务。晚上，全家聚在一起，在外不苟言笑的李大钊彻底放松，时时童心勃发。他绘声绘色地给儿女讲故事说笑话，兴高采烈地教儿女唱歌、朗诵诗词，还全家齐动手把硬纸板剪成小方块，自制军棋。李大钊常教儿女们下，有时也跟妻子杀上几盘。当妻子故意走错试图取巧制胜时，他会快乐地大叫：“嗬，原来地雷长了腿啊！” 家中每有客人来，李大钊必然会领妻子见客，还总是事前帮妻子换衣服，扣扣子，帮她整理头发，然后引妻子出来，同客人见面。有的人看见这个缠着小脚又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开始不相信她就是李大钊的妻子。知道缘由后，都十分佩服李大钊。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贫寒时能与妻子共苦，一旦功成名就，便喜新厌旧，李大钊不但没有抛弃结发妻子，还对妻子十分温柔体贴。他对妻子的勤勉劳苦始终怀着感激之情，他们互敬互爱，相濡以沫。他经常跟妻子讲革命道理，讨论一些社会问题，使彼此间文化和精神上的差距日益缩小。赵纫兰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倾尽心力相夫教子，为丈夫和子女营造一个温馨的家。有贤妻相伴、娇儿绕膝，李大钊精神更加振奋。与家人在北平团聚的这10个月，是李大钊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写作高峰期。他在正常上班、频繁参加政治活动的同时，发表文章至少67篇，且多为重要文献。 1919年7月，赵纫兰又有孕在身，如果在北平生孩子，李大钊支应不了，于是全家返乡。9月初，他一人返京。11月，次女炎华降生，母女得到了娘家亲眷的周到照顾。 三 1920年暑假，李大钊返乡接全家来京。新居石驸马后宅胡同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是个有九间房的三合院，院中植有花树，全家人都很满意。李大钊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开课多门，深受欢迎，月薪120元大洋，另在北师大、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兼任教授，也有丰厚收入。显然，他和全家完全可以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但是，为了拯救祖国和人民，他宁肯舍弃这一切。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没有活动经费，李大钊当场宣布每月从自己的120元薪水中拿出80元充作经费，同志们非常感动。他回家向妻子说明，妻子完全赞成。党团组织常来家中开会，中外来客不断，各地青年来访者更多，正常的家居生活被打乱，赵纫兰不烦不躁，始终亲切和蔼，礼数周全。 尽管李大钊每月只剩下40元大洋以作家用，但许多北大学生遇到困难向他求助时，他还是慷慨资助。曹靖华、刘仁静等人都得到过他的资助。给了钱，他还要再叮嘱一句：“以后有困难，尽管跟我说啊！”他的慷慨经常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好在赵纫兰也是个深明大义、慷慨大方的人。1923年1月12日，次子光华出生，赵纫兰更加劳苦。家里有时拮据到没钱让孩子开学，冬天没钱买取暖的煤。面对这一切，赵纫兰毫无怨言，她知道，丈夫是节俭到了没有任何嗜好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上班从不坐车，全是步行，衣着也极为俭朴，饭食上有一块大饼一棵葱就能对付了。 李大钊和赵纫兰的高尚品德，不仅博得了与李大钊政治信仰相同的人们的敬重，而且令北大与李大钊政治信仰相异的教授们极为钦佩。胡适、周作人、蒋梦麟等人与李大钊始终保持着真挚的友谊。 四 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1924年5月，李大钊得知当局要逮捕他，就潜赴苏联，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期间，赵纫兰带着孩子先是回家避难，随后又来到北平。她不想回乡下，因为她知道丈夫的事业在北平，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她都希望他能看见有个温暖的家在等他。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又一次被通缉，19日凌晨，李大钊刚离家暂避，军警便蜂拥而至。赵纫兰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当时的情景可想而知。她跟着他又是一阵担惊受怕的日子。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一家人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等80余人。在法庭上，她与他见面，他只说：“这是我的妻子，她什么也不懂，一切与我的家人没关系。”她见他饱受折磨的样子，痛哭得差点晕倒。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1927年4月28日下午，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杀害。当年他才38岁，他们结婚满28年。当天晚上，赵纫兰与孩子被释放回家。当她得知他被处以绞刑，她哭昏了过去，恨不得也随他去了。只是清醒后，她知道自己不能就此去了，丈夫尚未下葬，几个年幼的孩子需要她，她决定带着孩子返乡。 赵纫兰返乡后，生活无着，子女失学，极为困苦。1928年春，她致信周作人求助，原信至今尚存：“作人先生：……去年事后，先生诸多分心，小儿葆华又蒙府上款待，如是之恩，何日能报？敝人居乡将年，心想去京，因经济之限制，只得作罢。故小儿等不得不废学，一时想起，甚为触心。乡间生活虽属有限，但大有不能维持之势，左右思之，无何救济。先生为昔者先生之至友，故敢恳先生谋一法，以救儿女之教育、家人之生活。”署：“葆华母、李赵纫兰拜。”在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下，星华和炎华于1931年夏回北京复学。1932年夏，全家生活又陷入绝境，星华求周作人代售父亲的藏书。蒋梦麟得知后，建议大家集资将书买下赠给北大图书馆，一可以此纪念守常（李大钊字守常），一可多为李夫人集些钱。周作人、胡适等北大故友纷纷解囊。 李大钊灵柩停放妙光阁浙寺六年，无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赵纫兰带着儿女，来到北平，请求北京大学代为安葬。北大校长蒋梦麟慨然应允，对李大钊举行公葬，自愿参加发起公葬的北大教授共13人，他们是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当时，国民党正在江西疯狂“剿共”，北平城里也在到处捕杀共产党人。他们敢于为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发起公葬，风义胆识令人感叹。 完成这件心内最重要的事情，她的体力也耗尽了。35天后，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几天之后，她被安葬在丈夫的旁边。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3年10月29日，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彭真等与烈士亲属及各界人士500余人参加了落成典礼。李大钊和赵纫兰双墓并列在一起，永远不再分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