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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已30多年，第一代农民工也已步入知天命之年。由于收入低、故土难离等原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叶落归根回到农村养老。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整体步入老年，养老问题必然摆上议程。 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5亿人，其中50岁以上、面临养老困境的农民工高达3600万。和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老农民工生活相对闭塞，获取信息渠道单一，维权意识和能力也很薄弱。受历史条件所限，他们工资收入比较低，积蓄有限，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福利保障。此前，欠薪、工作环境差等问题突出，养老困境未得到普遍重视，而随着农民工年龄的递增，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将会日益凸显。 从现实看，农民工养老问题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入问题，社保能否覆盖到每名农民工，到了和城里人一样的退休年龄，养老金能否支撑他们的生活开支？二是看病问题，医保能否解决农民工看不起病，重大疾病会不会导致他们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不论是收入问题还是看病问题，反映的都是农民工养老的制度性缺失。目前，政府层面已经形成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大多从宏观出发，亟待完善的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比如，规定参保只有累计缴费满15年才可领取退休金，但农民工从事的多数是体力活，多数是灵活就业；又比如，农民工流动性大，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却一直得不到彻底解决，省际之间缺乏有效协调机制，从而造成“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的恶性循环，等等。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动情地说：“从社会公平角度讲，也不应该让上亿的人口把青春献给城市，把养老负担甩给农村。”破解农民工“城市无法养老、农村无力养老”，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改进，更需要健全的法律规范作保障。当务之急是加快农民工养老保险立法，或采取“进城养老”立法模式，把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的适用范围；或采取“返乡养老”立法模式，把农民工纳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还可以采取专门的立法模式，针对进城农民工制定专门的养老保险法律。但不管采取哪种立法模式，都必须明确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的权利义务，让农民工养老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养老“几面都靠，每面都靠不住”的现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