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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西北革命根据地发生了一场“肃反”运动。时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很痛心地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那么，这场残酷的“肃反”是怎么发生的？习仲勋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肃反”中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内部分歧长期得不到解决 “陕北肃反”之所以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出现，革命者内部自相残杀，后果贻害无穷，都与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的分歧长期得不到解决，且逐渐激化有关。 “九一八”事变后，南梁游击队改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这期间部队进行整顿。有人主张整顿要缴械，刘志丹主张整顿要加强教育，贫苦农民出身当过几天土匪的也能够改造。1932年1月，谢子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了“三甲塬收枪”事件。执法队打死了刘志丹带领的二支队的一个骨干，收了二支队的枪，也缴了刘志丹的枪。师储杰获悉后极为恐惧，带领部队投敌。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转瞬间只剩下一百多人。策划和主持这次缴枪行动的人是谢子长，阎红彦是执法队队长，刘志丹当时被缴械软禁。为此，当年3月下旬，刘志丹还亲自到西安找到陕西省委申诉，陕西省委去信批评了谢子长和阎红彦。 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边，随即改组红二十六军，自任军政委，推行“左”倾路线，火烧始建于唐代的著名庙宇香山寺，进攻与陕甘边有统战关系的地方武装。在杜衡的强迫下，刘志丹被迫率领组建不久的红二十六军二团开往渭南、华县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伤亡累累。此时的杜衡畏惧困难，以回西安汇报工作为名离开了部队，不久在西安被国民党逮捕并叛变。刘志丹藏身终南山，后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才辗转返回陕甘边根据地，与留在那里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等汇合，继续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毫无疑问，杜衡及其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到了1934年前后随着谢子长、郭洪涛先后回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对失败的原因和责任有了新的“解释”。他们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写信，导致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及上海临时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不信任，按照谢、郭的请求，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加强领导。因此，他们在抵达西北根据地前就都已经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成员有了偏见。 红二十五军的到来改变了力量对比 1935年7月中旬，朱理治在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朱理治提出的明显带有“左”倾的而且连地理位置都没有搞清楚的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的反对，这些分歧加深了朱理治等对刘志丹的“固有成见”。在随后由他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时，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参加，并且秘密通过了要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将目标确定在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 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主力部队以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为主，陕北红军改编的红二十七军也是刘志丹指挥的。这时，从外地转战而来的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的到来，逐渐改变了当时的力量对比，肃反的发生不但有了理论的支持、政治上的准备，而且拥有了有力的军事后盾。 红二十五军原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发展起来的，红四方面军长征后，这支部队也独立地长途转战，在辗转作战中逐渐向陕西方向靠拢。由于受到红四方面军的影响，这支部队也存在着“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问题。比如曾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遭受过怀疑，只是在徐海东上战场拼死一搏后，才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的信任，幸免于难。这支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还关押着三百多自己的所谓“有问题”官兵。因此当1935年9月25日，红二十五军在和刘志丹等欢聚胜利会师的背后，内部危机也在不断蔓延。不久，“陕北肃反”发生了。 “肃反”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 1935年9月底，朱理治在永坪主持会议，部署“肃反”工作。他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1935年10月1日，“肃反”领导者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五人。10月2日，又逮捕了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和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张秀山。10月3日，在政治保卫局的严刑逼供下，被捕人员屈打成招，口供越来越一致。内容主要有：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右派反革命；反革命组织的名称叫“前线委员会”，前任书记是张秀山，现任代理书记是刘志丹，他们曾经在一个庙里开过秘密会议；刘、高要配合国民党搞兵变等。西北苏区的“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均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 刘志丹被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脚镣，出狱的时候，手铐和脚镣磨坏了他的手脚，写字握不住笔，走路蹒跚，其家属也遭到株连，妻子被编入劳改队。当时给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子里灌辣子面，吊起来拷打。 “肃反”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根据地陷入危机，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等。红二十五军与原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关系恶化，几乎到了刀兵相见的程度。原陕北红军干部高朗亭回忆：“联欢大会（西北红军与红二十五军的联欢会）以后，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下指令，将红军七十八师和八十一师的轻机枪全部调出，把连以下指战员的自来得枪（驳壳枪）全部调出，并给红七十八师和八十一师团以上（含团）的指挥机关都派宣传员督战督训。红八十一师被改组，原师政委张达志被调走，新政委张明先开口爱称‘老子’，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师长穿双袜子也要他批准。”后来，杨尚昆遇到原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贺晋年告诉杨，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八十一师主要是以原陕北红军改编而来的，尚不是“肃反”的重点，矛盾已经激化到千钧一发的程度，肃反的重灾区、以红二十六军为主改编的红七十八师，就更为严重了。 习仲勋据理力争为战友辩护 习仲勋在刘志丹被逮捕后不久，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随后以谈话为名被诱捕。聂洪钧给习仲勋罗织罪名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习仲勋在后来谈及这段历史时说：“晚上睡觉时仍将人捆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指习仲勋等被逮捕的相关人员）被子盖，晚上睡觉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 “肃反”刚开始的时候，“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予以逮捕。习仲勋在承担巨大风险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硬担保了一大批受诬的同志。在自己被捕前，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难眠。不久他身边的一些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已隐约感到自己也难逃厄运。有同志关切地劝他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习仲勋被关押期间，有人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习仲勋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和大家一起在监狱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怒斥“左”倾分子是“败家子”、“法西斯分子”。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依然大义凛然，不说违心话，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绝不为了保全自己，牵连别的同志，而是据理力争，捍卫自己的清白，为其他受害的战友辩护。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后，正如习仲勋后来回忆时说的那样“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陕北肃反”的严重局面有了转机。当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也不知道西北根据地的具体情况，10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见了活动在吴起镇当地的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后，才得知刘志丹等被逮捕并且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毛泽东立即派遣当时的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等前去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的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就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 更为可贵的是，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一批西北革命领袖，在自己受到残酷迫害后，不计较个人得失，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革命工作。在长期革命斗争的洗礼下，习仲勋由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袖成长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经历小说《刘志丹》冤案、十年“文革”磨难后的习仲勋，主政广东，排除各种困难“杀出一条血路”，成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开路先锋。 （摘编自《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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