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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元帅的家风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从1978年开始采访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及一些国际友人,以便撰写牺牲在沂蒙山区的德国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同志的传记。抗战时期，罗荣桓同志率八路军115师在沂蒙山区作战，当时他的夫人林月琴同志也在山东，因此我在北京访问了林月琴同志。 林月琴同志曾任罗帅的办公厅主任，人们都叫她林主任，我访问她时，她总穿着军装。罗帅l963年病故，生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但我到他家采访，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一家人都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举例来说：他们当时住在国防部内，我去不方便，所以派车接我前去。车子一直开到客厅门口，罗帅的长子罗东进同志当时是某研究所的所长，已在那里迎候。林主任和我在客厅里谈话时非常亲切，我提出的问题她都一一回答，她还泡茶、敬水果，拿出当年的许多照相本让我翻阅。采访中，来了一个三四岁大的小孩，估计是林主任的孙辈，林主任对孩子说：“快对客人敬个礼!”小孩马上举手行军礼。我也笑着逗孩子玩，因为孩子十分可爱。这时林主任的一位学医的女儿回来了，林主任向我介绍了她的女儿，她女儿当时正有一个出国的机会，可去美国也可去加拿大，她还未拿定主意，问林主任：“我可以征求这位作家的意见吗?”林主任说：“可以。”于是，我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都让我对他们一家毫无陌生感和局促感。每次，我采访完毕要走了，罗东进同志总在客厅门口送我上车，替我开车门，像对待一个长辈。我早听说，罗帅严肃、有原则，但历来对干部十分平易近人，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不摆架子。采访林月琴同志时，这一家的待客之道使我深深感受到优良的老八路家风，非常可贵。
罗瑞卿总长的承诺 1960年，罗瑞卿大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又是中央军委的秘书长。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台湾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1960年4月，北京召开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当时，我到东交民巷罗总长住处向他约稿，请他配合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为《中国工人》写一篇文章，威慑台湾。当时组这篇稿，我觉得有难度，因为罗总长非常忙，怕他不会答应，但又觉得处于当时的形势，他写这篇文章不但有意义而且会起好作用，因此他可能会同意。果然，他承诺写了，而且叫我以后可以同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上将电话联系。我强调：这篇文章是《中国工人》拟发头条的“帽子文章”，希望如期在我们发稿前拿到稿子，罗总长也慨然答应了。我和编辑部为此感到兴奋。 这以后，我同傅秋涛部长电话联系，傅部长告诉我，已派人按罗总长的意思起草了稿子，并送给罗总长亲自审改定稿了。我强调：这稿是配合民兵代表会议的，这期刊物要赠送给全体会议代表，人手一册，发稿期临近，希望能如期拿到罗总长的稿件。傅部长说：“罗总长确实非常忙，稿子在他手中，但他有事飞成都去了，不在北京!我再给你转达一下。”傅部长当时又是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他对这事显然是很关心的。 听说罗总长去了成都，发稿在即，我心里忐忑不安，真怕延误了发稿和出版。但就在发稿那天，我收到傅秋涛部长的电话，他那亲切的湖南口音使我十分激动，他说：“罗总长的稿子用专机送回来了!他做了些改动，我马上派人给你们送来。稿子你们不要再改动了，按他的稿刊出!”我谢了他，他说：“罗总长答应了的事一定会这么做的!” 罗总长的文章在《中国工人》发表后，反响强烈，外国记者都发了电讯，全国许多报刊都转载了，这对当时疯狂着蠢蠢欲动的台湾蒋军是一发威力强大的“纸弹”。
谢觉哉老人的教诲 87岁的谢觉哉老人l971年逝世，迄今四十多年了，但他那亲切的态度、慈祥的笑容至今使我难忘。 上世纪50年代中，谢老在北京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时，我向他组稿，请他为《中国工人》写杂文。1959年4月，谢老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我仍请他为《中国工人》写杂文。这时谢老仍在内务部里住。他的办公室很大，他的夫人王定国同志实际如同谢老的秘书，大家叫她“王科长”。王科长总是热情周到地接待客人。我想这同谢老慈祥待人的风格是分不开的。我每次请谢老写稿时，都坐在谢老大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谢老总像一位慈祥的长辈那样和善地看着我，似乎在研究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湖南口音亲切低缓，穿的衣服十分朴素。他做了多年的领导工作，但却给我一种非常慈祥和善的印象，这是出乎我意外的。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与林伯渠、吴玉章在延安时代并列为“三老”。他是一块百炼钢。正因如此，他的和善、慈祥让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大智、大雅、炉火纯青的表现。那时，谢老的视力已经很差，中午时分光线强烈时他可以阅读及写东西。他的字写得极好，给我们写的稿都用毛笔，写的字每个有拇指盖大，字迹圆润挺拔，很少涂改，写在旧式毛边直行纸上，每张都像一件艺术品。我曾经保存过谢老的杂文手稿，可惜后来毁于“文革”了。 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谢老慈祥地看着我，告诉我，三十年代初，他到湘鄂西苏区一个人独自主编一张《工农日报》，从外勤到编辑，从校对到油印，都是一个人做。报纸是油印的，印得同石印一样好。说时，他笑了，笑得特别慈祥。我也笑了。他问我：“喜欢唐诗不?”我说：“过去读过也背诵过一些。”他说：“你们的刊物叫《中国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刊物，办好刊物责任重大。要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听群众讲的真话。李白有诗说：‘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下情不能上达，你们就有责任!你们当‘浮云’，那就是未尽到办刊物的责任。”我告诉他，我们都常下工厂，了解工人思想情况，也不断编印“内参”，供有关领导部门了解工人的思想情况与存在的问题。他点头，说：“那就好!”他话虽不多，但言简意深，使人感到指导有方，回去我在编委会上传达了谢老的话，大家都为这位革命老人所感动。 所以，此后每当我听到下情能够上达或下情不能上达的事时，总不由得会想起可敬的谢老！■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