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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有一首歌在七八十年代交替的夜里，把中国人的情愫唤起，但唱与不唱，却成了一个惊动中央高层的问题；有一个电视节目，把中国人的过年习俗由传统带到现代，但这个节目办还是不办、究竟怎么办，也是一个惊动中央高层的问题。这首歌叫《乡恋》，这个电视节目叫“春晚”。1983年，中央电视台编导黄一鹤受命成为第一届春节晚会的导演。他没有想到，除夕之夜的晚会，将给中国社会和文化带来怎样的震动。 推开《乡恋》这扇门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一张口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很多时候假话连篇，最关键的是老百姓没有任何表达自己权利的可能性与途径，老百姓一直受着压抑。我们办晚会，就要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便为“春晚”设置了观众点播环节，这是破天荒的行为。 当时央视一共才十来部电话，台里挤出四部开通观众热线，点播和有奖猜谜。晚会一开始，接电话的女孩端着满满一盘子点播条，我随手打开一看：李谷一《乡恋》，再打开一个又是《乡恋》。这可把我愁坏了。《乡恋》诞生在1979年，由李谷一演唱，随着电视片《三峡传说》的播出而红极一时。可是，由于当时文艺界仍然受“文革”时期歌曲“高、快、响、硬”的影响，《乡恋》一经播出就受到点名批评，被说成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甚至被高层领导不点名地批评，被列为禁歌，它尽管受到全国许多观众的喜欢，但在正式场合谁也不敢碰。然而，播是禁忌，不播是压力。这种压力，随着观众点播的《乡恋》的纸条被一盘盘端上来，正一点点增加。 这是个雷区，我做不了主。我示意服务员把纸条给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送过去，他正在现场指挥。作为政府分管宣传领域的高级官员，他的一大任务就是把关、把握宣传导向。服务员把纸条拿过去，吴部长问了几句，摇了摇头，指示服务员把纸条倒在旁边的茶几上。第一个服务员走后没几分钟，又有一个服务员端着一盘子《乡恋》去找吴冷西。他有点不太高兴了，很不耐烦地摇摇头，又指示把这盘纸条也倒在茶几上，就这样一盘盘地堆在一起，倒到第五盘的时候，他有点坐立不安，汗都下来了。在这不长的十几分钟里，吴部长为了一首歌，流了一身汗。到最后，他脸都红了，人是很紧张的状态，到最后他实在没办法，一跺脚，冲我快步走过来，说：“黄一鹤，播！” 这是人性的胜利。我当时一听，心里特别高兴。为什么人的感情不能自然流露？为什么歌曲里不能有爱情的描写？《乡恋》可以唱了，我心里很感动。后来，观众写来了非常非常动人的信。当时对美好事物的赞美，都是用“人民”，比如说毛泽东是“人民领袖”，周恩来是“人民的总理”。观众来信说我们是“人民的好电视台”，我记得同事看了，眼泪都留下来了，因为这是对我们的最高赞美！ 这不是一首歌的解禁，而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感觉，春天来了。 “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交给港台演员 到了1984年春晚，我却倍感头疼。那时刮起一阵风叫做“清除精神污染，禁止萎靡之音”，常有小伙子被摁在地上剪裤腿、剃小胡子，不光警察要管，戴红袖标的老大娘也要管。这该怎么办呢，又要回到八个样板戏那块去了？那晚会就没法搞了。一则关于撒切尔夫人来北京洽谈中英联合公报的消息拯救了我：青年人那么喜欢香港的东西，干脆以攻代守，把港台演员请到北京来参加春节晚会。 于是就找到台领导汇报，当时他们也觉得好，一拍大腿：晚会的高度大不一样了，就这么办吧。但是这么大的提议，要写报告往上送。那个时候，话筒不叫话筒，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工具要交给港台演员，谁敢？ 为了准备这份报告，大家打开《毛泽东选集》，查找其中对左、中、右派的论述，摘抄类似“凡是有人群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好的，都是爱国的”这样的语录，抄了一大本子，只为了证明：请港台演员是可行的。 可是，报告交上去之后，就没了回音。台领导就让我们先去接触香港那边，不等这个没音讯的报告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香港音乐界，与内地几乎没有任何交流，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们就先到广州，求助一些电视台、文艺界的老关系。可是，广州的老朋友都说不知道。可能是真不知道，也可能是担心因此要交代海外关系，不敢说。广州不行，我们干脆就到深圳去。 一天，我在中巴车上听到一首歌曲，和内地的歌曲表现方式很不一样。内地唱这种歌，都是铆足了要把房顶揭下来的宽门大嗓。这个人唱歌，只用了七八分劲，留着余地让听者自个去琢磨，有弹性，很含蓄。而且，这首歌是用普通话唱的。当听到“我的中国心……”时，我的脑袋“呼”一下子着了，这首歌太好了。于是我向司机打听，他把磁带拿给我一看：张明敏，《我的中国心》。我问司机磁带在哪里可以买到，他说沙头角。沙头角的中英街，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在大陆这一边我找不到磁带，售货员告诉我对面有。我就趁卫兵不注意，偷偷到对面音像店买了《我的中国心》，那上面有张明敏的照片，再看看歌词，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心里很高兴。 下一步，就是找到演唱者——张明敏。当时大陆与香港之间唯一有官方联系的是新华社香港分社，我辗转找到新华社艺术处的林先生，请他帮忙。人还没找到，我先把张明敏的歌曲材料上报了。领导看了之后说，歌不错，人政审了没有。我说，我政审不了香港人。领导说，想办法呀，政审的方法很简单：他有没有慰问过国民党部队。 我找到林先生让他打听张明敏的情况。当年张明敏是香港一家手表厂的工人，在业余歌唱比赛中得了冠军，不是专业歌手，不存在领导担心的问题。香港歌手的问题有了眉目，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找到张明敏之后，按照日程开始排练。 但是到了腊月二十七，还有三天，港台演员的提议还没通过。台领导王枫坐不住了，几乎每隔20分钟和吴冷西通一个电话，两个一把手僵持不下。后来改变战略，换成副台长和副部长沟通，然后向一把手通报。这通电话，从晚上八点半打到十一点，打了七八次，每次答案都是不同意，但大家还是坚持打，电视台在电话里表示，请领导放心，已经跟香港歌手把一切工作都做好了，他绝对不会说错话的，就这样在一次次拍着胸脯向党和组织做完保证后，只见副台长洪梅生放下电话，一蹦老高，说：“同意啦！同意啦！” 为了让老百姓们高兴一下，怎么就这么困难呢？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我仍是难抑眼泪。30年一瞬间，世界已变了模样。现如今，这一切已不成问题，那时候不可企及的东西现在都有了。无论社会怎样变，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应民心、真心做为了百姓的事情。
选编自《名人传记》《国际先驱导报》《中国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