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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8日，武汉国际妇女节大会游行进行中，突然有些赤身裸体、手举彩旗的女人冲进游行队伍，边前进边振臂高呼:“打倒军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4月25日，美国《时代》如此报道：“在武汉，发生了一起由八名庄重的、充满爱国热情的女大学生举行的沿江裸体游行”。随着各地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一个巨大的谣言——“共产共妻”开始甚嚣尘上。 进步青年被“共产共妻” 十月革命成功后，当中国的革命者试图效仿苏联时，改变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便成为最有表现力的革命行为。激进的青年人掀起了毁家、废婚运动的高潮。 广东海丰县教育局长彭湃由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家乡建立起“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给这个偏远的小城带来了闻所未闻的“社会主义”、“自由恋爱”等新名词。很快，就有人向主政广东的陈炯明告发彭湃在海丰大肆宣扬“共产”、“共妻”，彭湃不得不到广州待了两个月，“整日里只向人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共妻”。1922年5月1日，彭湃组织了海丰有史以来第一次“五一”游行。在彭湃等人的带领下，各校师生擎着“赤化”大旗，边敲锣打鼓边高呼“劳工神圣”，浩浩荡荡地穿街而过。 狂热的赤化宣传让海丰的豪绅惊骇不已。他们知道，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劳工神圣本是很具有诱惑力的宣传，而只有将惊世骇俗的“共妻”传说鼓吹起来，才能让人们在“共产主义”面前望而退却。他们在报上连续发表《借教育宣传主义之谬妄》、《铜鼓喇叭可以休矣》等文，攻击彭湃。 国民党左派被“共产共妻” 自共产主义传入中国那天开始，“共产共妻”就成了反对者攻击这种制度的有力武器。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的政策后，这个“赤色”的国民党政权也难逃“被谣言”的命运。 军阀们说，“孙中山讲讲三民主义还罢了，他不该又与赤党合作，唱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高调，这就非同小可了。”“赤党主张‘共产共妻’，不讲人伦，不分穷富，谁能受得了!” 孙中山联俄以来，国民党左派逐渐主导政权。但随着革命的进行，国民党右派对左派势力严重不满了。此时“共产共妻”不仅是外界对这个亲俄政权不满的发泄，也成了右派对左派进行打击的武器。 1927年4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文章，说“少数无知妇女发起举行各界妇女免耻裸体游行大会”，“名为免耻，实反增耻。发起者形同狗屎，赞成者无异禽兽”。文章并恳请各总司令总指挥，迅速禁阻，“并将赤党首领发起诸人，通缉严惩”。 南京政府谣言推波助澜 宁汉合流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逐渐控制政局，“赤匪”成了蒋介石最主要的敌人，此时，“共产共妻”也就转为反共宣传最凌厉的一着。 一份被军部政训处广泛分发的《剿共随军日记》中历数中共十大罪恶:“投降赤俄，阻碍抗日，反叛民国，劫掠人民，毁弃礼教，破坏建设，灭绝人道，蹂躏地方，奸淫妇女，造成恐怖”等等。还通过某些被俘士兵和变节分子之口，讲述了他们在苏区的见闻。“共匪随处强迫民间妇女当慰劳队、担架队及宣传队等，实际不过供匪首泄欲轮奸之具。” 于是，很多人印象里，苏区就成了伤风败俗的匪窝，而这些，又因在当地发生的一些事而有了捕风捉影的源头。 1931年5月，毛泽东来到江西省寻乌县做调查。他发现:运动胜利的地方，女人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乡政府成立之初，每日所接离婚案子必数起，而且“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女人们从“魔爪”下挣脱出来，“决没有守独身主义的，离婚后必然很快地就要结婚。” 不止寻乌县，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婚姻上“朝三暮四”、“一杯水恋爱”现象。根据地时期，牛山县有个妇女，三年里结婚、离婚竟达5次。后来浦安修也号召妇女工作干部，“要教育妇女和农民，勿拿婚姻当儿戏”。 而正是某些“混乱”现象，给了国统区反共宣传“共产共妻”以口实。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蒋介石依此“制造了大量谎言，以来煽动对红军的仇恨”。 拨乱反正的红色宣传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12月，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禁锢，中共开始联系国外记者、进步民主人士到延安采访、参观。 1936年6月，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通过几个月的采访完成了他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获得了极大成功，三周内即售一万两千本，打破了远东时局书籍的畅销纪录。 一个“在石堡般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已与世隔绝了9年”的红色区域，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被揭秘出来。受着延安清新气象的吸引，不满国民党政治的知识分子，向往自由的叛逆青年，开始奔向大西北。 而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的浪潮，亦最终溶解于革命之中，无数革命妇女还是回到了家庭──革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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