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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11日卡塔尔时间晚上7时30分，北京时间12日零时30分，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用那支国产“英雄”钢笔在厚达1000多页、重10公斤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全权证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天，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是无比辉煌与凝重，对石广生本人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入世’经历了15年的漫长历程，终于在石广生当部长期间圆梦，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无疑是最幸运的一届部长。”对于人们的这一说法，石广生表示赞同：“我的确很幸运。我赶上了这么一个开放的时代，能够亲自参加并和国家一道经历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与光荣。当然，我所说的绝不是个人有机会留名青史，而是我有这个机会为国家效力。能够为国家做一点贡献，确实有一种成就感!” 今年75岁的石广生已经从部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多年，举手投足间一如往昔般干练果决，声音洪亮，爽朗地大笑……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可能” 1986年7月10日，中国递交了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书，向着艰难的复关、入世之路迈出了第一步。1995年世贸组织（WTO）成立，中国随即提出加入申请，直到2001年正式加入。几届人艰苦努力，风风雨雨整整经历了15年。正如朱镕基所说的那样：“从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 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进入关键时期后，石广生作为中方谈判人员的主帅，参与并组织了中国加入WTO的最后谈判，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诸多好评。他说：“中国加入WTO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入WTO的谈判一直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外经贸部只是进行了一些具体工作。这期间，外经贸部先后经历了郑拓彬、李岚清、吴仪和我本人四任部长，经历了佟志广、沈觉人、谷永江、龙永图四任贸易谈判代表。外经贸部的历任领导都为推动我国加入WTO的谈判作出了努力和贡献。我能够面临这样的历史机遇，是十分幸运的，但这也是对我的重大考验，要看我们这批人能不能抓住历史机遇，完成中央交给的重大任务。” 石广生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的可能；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我亲眼见证并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这段谈判是曲折艰苦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内容，又有国际政治斗争的内容。好在有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国务院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共同合作，再加上我们由各个部门参加的优秀的谈判团体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作为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其中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在石广生的记忆中，最艰难的是与美国代表团的一次谈判。对方参与谈判的是一男一女两位部长。石广生刚一提出我方条件，对方的男部长就一拍桌子，站起来吼道：“就这样你们永远永远也解决不了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石广生也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记住，受别人指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就这样，双方不欢而散。第二天，石广生主动约请对方继续会谈；对方以为我方改变了主意，不料，石广生再次重申了我方的既定立场。 那场谈判最终以我方的胜利而告终。不打不相识，石广生后来与那位男部长成了好朋友。一次，石广生与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部长一起前往美国西雅图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那位男部长来到石广生面前，拍着他的肩膀悄声说：“散会后不要走，一会儿克林顿总统要接见你。”克林顿秘密接见了石广生，他握着石广生的手说：“你很厉害呀，把我的两位部长都打败了……” 农业谈判最为艰难 当时国内的认识不一致，在入世谈判的那段日子里，石广生每天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既能谈成又能为国家争得最大的利益。 在最后的日程里，谈判常常不分昼夜地进行，一场接着一场，有时好不容易有间歇，石广生还要向国务院直至中央汇报，或是就一些问题与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紧急磋商，最后一次和美国人的谈判连续进行了6天6夜。“我记得有一次深夜12点多，我正在电话中向朱镕基总理汇报，江泽民主席来电询问情况。我说，江主席，你还没有睡觉啊；他说，没有，你们不也没有睡嘛。我把情况简要汇报了。一会儿，朱总理又打来电话说，江主席让咱们连夜开会，研究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这样，凌晨一点半，国务院召开会议，朱总理主持，一直开到早晨4点钟。会后，我赶回外经贸部，上午接着谈判。那时候谈判实际上就是连轴转，我和我的同事们，就住在办公室，实在太困了就眯一下。” 石广生回顾说，当时的农业谈判最为艰难，在最后关头，农产品问题是关键问题。恢复谈判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农产品的市场开放问题，其中包括小麦、大豆、棉花等的配额，这个问题当时是有争论的，大家需要讨价还价。第二个内容，也是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对农业的支持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最高支持额度不能超过本国农业生产总值的10%，发达国家不能超过本国农业生产总值的5%。因为要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待遇，一些发达国家要求我们按照对发达国家的要求，不能超过5%。我们则要求要享受发展中国家10%的待遇。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2001年我国国内的农业生产总值是2.2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照10%计算，我们就可能允许支持2200亿元，如果按5%计算，只能支持1100亿元。虽然当时我们国内的支持不到500亿元，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有这个权利。如果达不成协议，中国就不可能加入WTO。如果我们让步，让出的就是未来中国农民的利益。还好，那年我们正好在上海召开APEC会议，APEC会议之前，要召开部长会议。在那期间，我同美国首席代表佐立克进行了谈判，最后达成了共识和谅解，我们也做了一点松动，比10%低一点，达到了8.5%，结束了这个条款的谈判。” 最让石广生感动的是，在入世的最后关头，一些发展中国家给予了中国有力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支持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用语言支持，有的来跟你拥抱。在谈判最艰难的时刻，他们说中国需要什么支持，他们就会做什么，这情形实在让人难忘。” “要把中国建成对外贸易大国” 1998年3月，石广生出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时，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他的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这一危机发生于1997年下半年，真正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是在1998年。当时，包括日本在内，亚洲货币大幅贬值；但是中国出于自身经济发展和对地区稳定的责任考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这个决策大大增加了中国外贸特别是出口的难度。石广生记得，当时亚洲所有国家的外贸出口都在迅速下降，从而波及欧美市场需求锐减和生产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保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国民经济还要实现8%的增长。外贸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外贸工作面临着巨大压力。然而这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 上任伊始，他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就表示：“我的目标是把中国建成对外贸易大国！”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在世界名列第11位，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各国对外贸易额均在下滑，在这种形势下，他的这一豪言壮语不能不让世界感到震惊，世界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当时就有人持怀疑的态度问：要把中国建成世界贸易大国，你心中可有足够的底气？他说：“在这种场合之下，谁敢信口开河？我心里绝对有底：一是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为外贸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二是我有多年从事经贸工作的经验，我自信有这个能力。” 这是一场攻坚战，外经贸部甚至提出了“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口号。那段时间，石广生常常不分昼夜地工作，回家时还提着装满文件的公文包，既跑国外，也跑国内，常下地方、访企业，现场办公。高强度的工作和精神压力甚至使他面部神经麻痹。 在多方努力下，经过一年的时间，中国终于实现了经济平稳增长。当时的出口总额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实现了0.5%的微量增长。这是个了不起的成果，令全世界都刮目相看。 低调做人，对名利永远满足，对事业永远不满足、永远有追求 石广生的老家在河北省昌黎县。昌黎自古就是商贾云集之地，也许是这种浓厚的商业氛围培养出了石广生的精明与干练。 1960年，21岁的石广生考入北京外贸学院对外经济贸易系。当时的他对什么是“外贸”还没有太清晰的概念，只是“对外语感兴趣，想看看外部世界，更想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为此，他发奋学习，并在大学时加入党组织。 1965年，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他，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中国驻外使馆商务参赞处。当时，出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待遇。“我们从农村来的，像当时大部分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一样，之前从没穿过皮鞋，没戴过手表，更没穿过西装，毕业出国，这三样全有了。” 马里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石广生在那里工作了５年。由于严重水土不服，他原本浓密的头发变得稀疏了。他说：“当时支撑我的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祖国需要。” 在马里工作结束后，石广生回国，经过了两年的干校劳动，被派往中国驻欧洲的比利时使馆商务参赞处工作，一去又是3年多。在这里，他看到一个与非洲完全不同的世界：丰富的商品、现代化的生活、豪华的建筑……城市、农村差别很小，绝大部分农村家里都有自己的卫生间，电话、电视已经普及，欧洲大陆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这种经济上的巨大落差让他印象太深刻了。“当时，可以说马里和中国的生活水平相差了一百年，而中国和比利时又相差了一百年。不过，我们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西方国家以往需要一百年才能实现的经济飞跃，现在回头想想，感触很深。” 从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共和国的部长，石广生无疑是成功的。“我从没想过我能当部长，但从参加工作那一天起，我就告诫自己要老实做人、踏实做事。当部长，是党和国家对你的信任，是人民对你的信任，只有努力工作，多办实事，才能不辜负这一崇高的信任。每一个人都应该给自己订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应该是事业，而不是官位。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是最重要的。只为当官、只为赚钱，是干不成事业的。一个人，应该对名利永远满足，对自己的事业要永不满足，永远有追求。” 石广生一直将自己定位于普通人。在国际舞台上，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谈判专家、“铁腕部长”，然而，在同事的眼中，他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大家亲热地称呼他“老爷子”、“石大爷”。他喜欢逛商场，付款时总是和普通人一样排队等候，那时的他，就是商场的一位普通顾客；他喜欢到幼儿园和小朋友们一起联欢，孩子们簇拥在他的周围，他亲热地捧着他们的笑脸，那时的他，就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他还喜欢到家乡走一走、看一看，每一次都是轻车简从。 从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后，曝光率不如过去那么高了。他说：“我本来就喜欢低调做人做事。从外经贸部部长的岗位退下来后，我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在人大工作了5年。我在人大财经委牵头组织起草的《企业国有资产法》，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执行。我还就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议案。作为老同志，在人大工作，既很好地发挥余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感觉很好。 “现在我没有什么主要工作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民间工作和事务。另外也关注一些社会工作，特别是关注‘三农’，自愿参与一些扶贫工作，为先进地区与贫困地区牵线搭桥，也为希望工程等公益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做点小事情。 “至于生活上，主要是锻炼好身体，不给组织添麻烦，也不给家人找麻烦，平时打打球、游游泳、写写字等，其乐融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