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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明拿着它拍摄了大量“庆祝满洲国成立”的游行、集会照片。拍摄这些照片的过程可以说是堂而皇之的，日本人也不会想到，刘仲明的取景器里不但有“庆祝”的人群，还有包围着人群的荷枪实弹的日军——用刺刀押解着人们去庆祝，谁都看得出这场“庆祝”是如何身不由己。 而有些照片，则需要“九君子”去冒险偷拍。比如“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沈阳街头设置的军事设施。现在已经无法获知毕天民是如何偷拍成功的，但留存下来的照片，证明了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沈阳的军事占领。 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发布的安民告示，高三尺，宽两尺半，是印刷制品。若不是早有准备，这些大幅的告示怎么会在“九一八”的第二天上午就贴满了沈阳街头？ 还有很多日军、伪治安维持会发布的告示，是“九君子”趁着夜深人静，偷偷揭下来的。据巩天民回忆，揭布告时，首先要用水将其润湿，才能完整地揭开。起初，他们手法生疏，常常会把布告的字打湿，或者把布告撕破。幸好，沈阳城内这样的布告很多，很快他们的“技术”就非常熟练了。 日军强行接收东北财政的布告，贴在沈阳财政厅的门前，门口有日军站岗，不可能揭走，只能拍照。即便拍照也不能当着日军守卫的面，还是要偷拍。 偷拍的任务交给了“九君子”中最年轻的毕天民。天还没亮，毕天民就偷偷爬到了财政厅对面一家商号的楼顶，伏在上面等着太阳升起。 趴的时间久了，毕天民两腿发麻。他想活动一下腿，却把一个瓦片碰落到商号的院子里。响声惊动了商号的伙计，院子里一阵吵嚷。毕天民吓得紧贴在房顶上一动不动。幸好，这些人并没有进一步追查。 等到阳光照射进财政厅的大门，毕天民偷偷从房脊的空隙中伸出镜头。趁着一辆汽车驶过的轰鸣，毕天民按下了快门。 还有一些证据甚至就是日伪送到“九君子”手上的。比如伪沈阳市政府曾给沈阳商会发函，要求派人参加“建国”游行，对参加者共奖赏一千元。悬赏游行，何其讽刺。沈阳商会的会长是巩天民，这份函件自然被他收藏了起来。 另有一些更为重要的证据，获取的渠道极为隐秘，在“九君子”的记述和回忆中都有意地将其模糊处理。他们拿到了一批日军给伪奉天省政府的命令，直接证明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九君子”只提到这些证据来自一位伪省政府“管卷人”，至于这位“管卷人”姓字名谁、究竟是何职务，再也无从考证。 “TRUTH” 从1932年2月份开始，历时将近两个月时间，“九君子”将收集到的证据资料归纳整理，去粗取精选取了300余件，包括当年的报纸、照片、日军发布的公告以及当事人的目击证言。所有这些证据都被粘贴到一个大相簿中，并做了编号索引。 在这本相簿之外，谙熟英语的刘仲明等人为这些证据编写了英文说明，以方便国联调查团阅读。英文说明围绕着事先确定的三个主题，分作三篇，说明各证据的要点，有理有据、环环相扣地揭穿了日本侵略者的谎言谬论。 证据汇编完成后，张查理的夫人为其制作了一个蓝缎子布包，并用红色丝线绣上了英文“TRUTH”。 “TRUTH”即“真相”，这是中国人要让世界知道的真相。 “TRUTH”制作完成，但如何把它交给国联调查团，却成了“九君子”的一个难题。国联调查团到达之前，日伪就已经布下严令，禁止与国联调查团私自接触和通信。日伪军警宪特散布街头，监视、审查密如罗网。 刘仲明的回忆中记录了他们的“一番踌躇”：“纵然个人冒险递交，虽将生死置于度外，但铁证文件一旦被日伪搜去，败于垂成，岂不万分可惜……必须另谋安全送达之道。” 经过慎重考量，“九君子”决定委托在沈阳的外国人转交。这份“TRUTH”是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来的，英文说明的最后，还有九个人的亲笔签名，一旦暴露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也是一次生命之托。 “九君子”最先想到的是小河沿西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因为九个人中有六个人是学医出身，平时与雍维林交往颇多，相信他为人正直，值得托付。 刘仲明找到了雍维林，说明来意。雍维林虽然深受感动，却并不是国际法律认可的转交人，他解释了递交证据的法律程序： 首先，递交证据材料必须附有递交者负责人署名的正式信件，若仅仅是材料而没有信件，按照国际法庭的惯例，会将其视为密告，而不予采信； 其次，证据应该是由提供者本人递交，如果是转交，则转交人必须经法庭认可，并且能够证明证据提供者签名的真实性。 雍维林本人与国际调查团没有任何联系，得不到他们的认可，因此不能亲手转交“TRUTH”。不过，他向刘仲明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就是居住在沈阳法库的倪斐德。倪斐德拥有博士学位，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相识多年，是一个能得到国联调查团认可的转交人。 雍维林还亲笔给倪斐德写信，向他道明了这份证据材料的搜集过程和重要价值。倪斐德也深受感动，他当即来到沈阳，并亲自到刘仲明家拜访。 把“TRUTH”交到倪斐德手上的一幕，在刘仲明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记，28年后的1960年，他撰写回忆录时还一字不差地记下了倪斐德的话：“Now I take this,if I die,I die for a great cause.(现在我拿着它，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倪斐德果然不负重托，把“TRUTH”安全地转交给了国联调查团。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1932年6月，国联调查团完成了在中国东北的调查任务，返回北平，随即开始起草《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10月成稿，11月提交国联理事会讨论。直到1933年2月24日，国联召开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日本在这次大会上投出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国联特别大会刚刚宣布投票结果，日本代表团就起身离席，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前退出了会场。日本首席代表松岗洋右在走出国联会议厅前，气急败坏地宣称：“日本就中日纠纷而与国联合作的努力已经到了终点。” 一个月后，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日本为何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大为光火？ 张洁告诉记者，实际上日本并不在乎国联。无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做出什么样的结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战略图谋都已经实现了，也不会因为国联决议而改变他们侵略中国的既定政策。 在国联调查团的中国行之后，李顿有了第二次日本之行，他明显感觉到了日本对国联调查和拟定之中的《报告书》的不屑一顾。李顿在1932年7月13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最好还是待在北平，写我们的报告，因为日本政府对我们的看法根本没兴趣。……他们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不关心中国的态度怎样，他们不打算和任何国家讨论满洲问题，包括中国。他们也不太关心我的报告。” 最后定稿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反倒让日本看清了国联的虚弱和西方大国谋求一己之私的外交本质。此后日本愈加地横行无忌，与国际社会的纵容和绥靖政策不无关系。 日本的怒气，其实是谎言被揭穿后的恼羞成怒。 尽管《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有诸多矛盾和偏颇之处，但它还是阐明了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公认之事实。” 第二，“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日方于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夜间见诸实行，迅速准确。” 第三，“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伪满洲国）现在政体，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伪满洲国）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人之手，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王建学认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可以说是中国外交上的一次胜利，却是一次没有胜利的胜利。” 所谓“胜利”，指的是《报告书》在事关中国主权的三个关键事实上阐明了真相。 显而易见，《报告书》中对这些事实的阐明，与“TRUTH”揭露的三个主题直接相关。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结尾，还特意提到“在奉天接触到一些银行家、教育家、医师等人士”，指的就是“九君子”呈递“TRUTH”一事。 王建学说，《报告书》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并不是仅仅依据“TRUTH”之力。国联调查团在中国期间，会见中国政要、“九一八”事变亲历者，收到了数以万计的民间控诉信、请愿书，包括他们自己的实际调查，都从不同角度揭露这些真相。不过，从国联调查团的调查过程来看，真正为这些真相提供了现实证据的，只有“TRUTH”。它的客观性和实证性，是西方法律体系中极为看重的。 东北人民的控诉信中反映日军在中国残害无辜，“TRUTH”中有沈阳城内惨遭日军枪击的平民伤亡名单和被枪杀市民的图片为证；控诉信中说“满洲国”是强奸民意而产生，“TRUTH”里有刺刀监督下的市民请愿图片为证…… 对比《报告书》中很多罔顾事实的偏颇，这三个关键事实能够得到国联调查团的确认，应该与“TRUTH”提供的无可辩驳的铁证有着直接关系。 之所以又说“没有胜利”，是因为《报告书》的很多内容都袒护了日本的侵略行径，甚至通篇都没有使用“侵略”二字，而将“九一八”事变定义为中日冲突，“中国人抵制日货的活动”居然成了冲突爆发的重要原因。在最后的处理意见中，《报告书》也没有要求日本撤军，更没有任何的惩罚性建议，而是站在西方列强的利益上，提出中国东北应实行“国际共管”“高度自治”。 中国的主权没有因为国联的介入和调查得到保护，公理和正义也没有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得到体现。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经发表，就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赞扬者有之，抨击者有之，时至今日，如何评价《报告书》在史学界仍莫衷一是。 对国联调查团曾寄予厚望、为之甘冒生命危险呈递证据的“九君子”，在《报告书》发表之后也难掩失望。刘仲明在回忆录中就写道：“从解决实际问题来讲，国联是大大失败！” 聊堪慰藉的是，他们收集整理的“TRUTH”“借国联调查团之手，公布于天下，使日本的侵略面目暴露无遗，使中国在国际论坛上伸张正义，赢得世界人类同情，对我国抗战是一个有利因素”。 抗议者的材料 由于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谎言被揭露，日本在国际舆论中大失颜面，他们对中国爱国人士展开了报复，大肆抓捕国联调查团曾经接触过的东北人士。“九君子”中，除张韵泠外悉数被捕入狱。 不过，这场抓捕并没有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之后马上进行，而是拖到了两年之后的1935年。 日本当时就明确知道有一份证据材料秘密交到了国联调查团手上。王建学告诉记者，2006年，一家日本媒体筹拍“九一八”事变纪录片，日本记者找到了他，询问“TRUTH”的情况及下落。这让王建学深感惊讶。当时在国内研究界，知道“TRUTH”一事的也不过寥寥几人，而且全部所知也只是一份刘仲明的回忆录和个别零星的记载，并未得到重视。而在日本的文件档案中，却有着对“TRUTH”的记载。虽然他们也不清楚“TRUTH”的具体内容，但很清楚这份材料对《报告书》产生的影响。 其实，日本当时要“破案”并不难。尽管《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并没有提到“TRUTH”一事，而且也不会对外出示“九君子”的签名，但《报告书》最后类似“鸣谢”地说，“在奉天接触到一些银行家、教育家、医师等人士”，只要稍稍排查一下就能大致锁定“九君子”的范围。 但是日本还是等了两年才对这些人进行抓捕，也许这是故意为之，模糊这些人被捕与国联调查的联系。在巩天民、刘仲明等人的回忆中，日军对他们的审讯明确指向了为国联调查团呈递证据一事。 巩天民的被捕还附带着更大的危险。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沈阳工商界组建了“卫生会”，向抗日义勇军秘密输送资金和药品。“卫生会”的分户账由他保管，那上面登记着上百名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名字。一旦被日军搜出，后果不堪设想。 日军抓走巩天民之前，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巩天民急中生智，从柜子中取出“卫生会”账本交给妻子呼泽生：“以后家里的柴米油盐，让老大记账。” 呼泽生知道家里从来没有这样的账本，丈夫故意这样说，一定是个重要的东西。恰巧，她怀里抱着的幼子五儿正发高烧，哭闹不止。巩天民做出不胜其烦的样子说：“把孩子抱走！”呼泽生借机走了出去。 几天后，躲过搜捕的张韵泠悄悄找到巩天民家，从煤堆中扒出了“卫生会”分户账。账本上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得以保全。 “九君子”及大批爱国人士被捕后，大多遭受了严刑拷打，但由于查无实据，这些人在沈阳又多有名望，日军最后只能放人了事。 其实，当时“九君子”制作的“TRUTH”还有一份备份，埋藏在张查理家后院的一棵丁香树下。待到1945年日本投降，“九君子”才把这份“TRUTH”挖出。可惜经年日久，纸张早已腐烂殆尽。“TRUTH”的真容自此隐匿在岁月之中，“九君子”的历史贡献也不为人所知。 直到2008年，“九君子”的后人多方查找，才最终确定，当年呈递国联调查团的那份“TRUTH”保存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图书馆。旅居德国的巩天民孙女巩捷从法兰克福驱车前往日内瓦。接待她的图书馆档案资料负责人十分激动：“你是第一个来查阅这份档案的中国人。” “TRUTH”作为附件，与当年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存放在一起，被列为“抗议者的材料”。它依然装在“九君子”制作的蓝色布包内，红色丝线刺绣的“TRUTH”字样鲜艳如血。 “九君子”的后人们将这份沉甸甸的证据进行了复制，带回国内。现在，它静静地陈列于沈阳“九一八”事变博物馆，向世人证明那段历史的真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