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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夸奖我能书善画、多才多艺。实际上，我只是用一生的笔墨描绘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深情。 我的家，还是那三间非常普通的平房，北面墙上挂着两副条幅，上面分别写着“惜时如金”、“水滴石穿”八个大字。我就是喜欢这八个字，这是我的座右铭。“老牛已知夕阳晚，不用加鞭自奋蹄”，我已经91岁高龄了，去日无多，但还是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激情。珍惜时光，积极向上，对任何年龄的人都有好处。 笔墨才气穿云霄，书艺当从苦中来。人生犹如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剧情。我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用笔墨写出了平凡朴素的人生，有很多难忘的故事，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文艺崭露头角，为革命立大功 1946年6月10日，我在突泉县太东区北阳村（今郝家屯）开始参加革命工作，任农民会文书。当时村长赵清来、农民会长林柏春二人是秘密党员，我主动接近他们，并配合工作。农民会虽然正式成立了，但因土匪、“胡子”猖獗破坏，白天无法开展工作。每天白天我们三人就在北山石头坑里躲着，晚上出来发动群众做军鞋、齐公粮，组织担架队，动员青年入伍参军，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我们还组织妇女唱革命歌曲，我亲自教唱了《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等歌曲，这是我展露艺术才能服务革命的开始。 1947年冬，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开始了，当时的口号是“砍倒大树有柴烧，分大户，耕者有其田，人民当家做主人”。当时，我工作认真无私，亲手在自己岳父家贴上了封条，因为岳父家是富农大户，财产要充公后再分给贫下中农。同年，突泉解放了，解放后第一任县长张锡銮到北阳村检查工作时，对我的工作特别欣赏，就让我到城乡区北阳村初级小学校当教员，并颁发聘书，聘书上还有县长亲笔签的名字。从此，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分配的工作是教学，同时还要负责青、工、妇工作。 很幸运的是，1948年我被派到白城参加教员培训班。就是在这个培训班，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政委陶铸亲自为我们讲课，为我们讲解《论东北现在的形势》。那次的理论学习大大提高了我的理论文化水平，提升了眼界，让我更加有信心。回来后，1949年，我在突泉县机关党校教了一年机关干部文化课，所教的干部里还有县委书记张德军和卫生局长杜洪福、赵万友等。 1951年，突泉县兵役局（即现在的武装部）需要一幅军事地图。经人推荐，兵役局局长孙应举把这个重任交给我。军事地图是保密地图，军事股股长蒋会华特别交代我，一定要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泄露半点。在绘制画图的过程中常需要实地考察，我走进茫茫的中旗代钦塔拉草原，爬上巍巍的突泉县老头山，计算山的海拔，标记井的位置，一座座丘陵的高低也精确无误。实地考察后，再按比例千分之三画出图来，再结合原来的草图和新图。地图送到四野部队后（即第四野战军），一位军队首长夸我说：“您为解放军立下了大功！” 文化馆，艺术人生的舞台精彩纷呈 1952年，我被调到文化馆工作，1953年升任馆长。在文化馆这个舞台上，我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艺术人生。我们可以想象建国初期的文化馆会是什么样子，街里没有画廊、板报，农村文化的开展几乎是空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建立了153个基层文化站，13个业余宣传队。太和、永安、突泉镇三个宣传队后来成绩特别突出。二人转一炮打红，我写的作品《吹唢呐》《能手王润江》获全区汇演个人第一名，同时还有永安大队表演的《五姐妹学毛选》获得农村俱乐部团体第一名。我自编、自导、自创的《洪水抢羊》《五姐妹学毛选》《井边畦田化》《姑嫂学毛选》等作品，曾受到原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局长布赫亲自颁奖。我在东杜尔基看到稻田长势喜人时，写出的《井边畦田化》，刊登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呼伦贝尔日报》上，受到长春电影制片厂采访和关注。那时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呼伦贝尔日报上的文章，我都保存起来。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 布赫来突泉县视察时，曾经看过我的画作《松鹤图》和《仙鹤图》，并亲自接见了我。我还画过《毛主席去安源》，获得了自治区颁发的100元奖金。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画的漫画被刊登在内蒙草原刊物上。人民公社成立那年，我写了一首诗：“东方日出一点红，全国人民乐融融。敲锣打鼓为何事，祇因公社早建成。”这首诗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得到稿费15元。我还曾写过百寿百福字画，都获过奖。我擅长楷、行、草、隶、篆，尤其以隶书见长，有人称我为“毫笔”，能得到这样评价的人屈指可数。 每到汇演时，我就亲手写剧本，每做一项工作时，不管给不给劳动报酬，都是积极地去做，谁请都去，没想任何回报，无怨无悔地去做份外工作。我认为，工作干多了，渐渐就有名声，有名声是积极的表现。“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要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 做忠诚的高尚的人 1964年，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开始了，我与县委书记郝景武、宣传部长崔洪儒等一起到扎兰屯库提河公社。那次运动共有200多人参加，工作了9个月。我与当地社员同吃、同喝、同劳动，同遵纪律“四不吃”(即不吃肉、不吃蛋、不喝酒、不吃鱼)。在工作中，我画了一幅水粉画，以连环画的形式，述说库提河解放前后的村史对比，获得了扎兰屯布特哈旗颁发的奖状。 始终为党工作的我，却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自己能写能画，站的派别红旗派，被打倒，被打成了右派，定罪是美蒋特务，挂牌游街，被批斗，被打，受尽了迫害。尽管如此，我还是一样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 我是一位民主人士，上世纪60年代多次当选县人大代表，被无数次评选为先进个人、先进代表。曾经有位叫张奎文的同志说：“参加工作七八年，只长胡子不长钱。”我听说后，把要给自己涨一级的7元钱工资让给了他。“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别人”，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干部风格! 无论是1969年在莲花山铜矿做总务主任，还是1978年在饮服公司当经理，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是我自己写。那时候的干部很少配备文秘，一是节约人力开支，二是自己写印象更能深刻。 离休后的才情 离休后的我喜欢读书，爱读四大名著，书中的很多故事场景还记忆犹新。讲起《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我能如数家珍，个个不差。我还经常模仿杨洪基，唱起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歌曲。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老来依然练习书法，笔耕不辍，七老八十也没停过。90岁时，我为县医院梁君医生写了最后一幅作品，是八个字“不为良相，愿为良医”，鼓励他全心全意为老百姓看病。自此封笔，因为实在精力不够、体力不支了。 九十高龄浮云过，独有笔情意深长。在我一生的文字、绘画的世界里，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热爱，天天畅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苍天再给我十年逆流人生，我会再书写出一幅很好的作品，那就是《中国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