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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通天”材料的出炉 ——访前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江春泽 王尔德 1990年9月，刚调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让时任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的江春泽写了一个材料，名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以下简称《计划与市场》）。陈锦华觉得很好，于是上报给中央，并获中央首肯。在《计划与市场》之外，江春泽还于1990年12月撰写了另外一份材料《比较·选择·前景——苏东国家与我国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不同做法、不同后果》，由国家体改委上报中央，再获中央首肯，这两份材料对于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做了很好的信息和理论铺垫。在201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提出20周年之际，笔者专访了江春泽。 记者：您在写作《计划与市场》一文之前，国内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的氛围如何？ 江春泽：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和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方面，从中央领导人到理论界，都有相当多的人在实事求是地冲破僵化的传统观念，逐步解放思想，反思中国的发展道路。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他们不正视现实，所以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对之声也是不绝于耳。尤其对“市场经济”，传统观念视之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异端，谈论或主张搞市场经济者则是异己分子。1989年的政治氛围是传统观念又回潮，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要问“姓社或姓资”“方向”“道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帽子充斥主流报刊。改革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危急关口。“市场经济”成了政治敏感区。 记者：在这样涉及到路线之争的政治氛围里，当接到陈锦华主任要求您写介绍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情况的材料时，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江春泽：我深知此问题的敏感度，不可能没有顾虑。再加上体改委机关当时处于“被清查”的地位。当我找有关同事商量时，大家对此任务表现冷漠，还劝我不要在材料中表露什么观点，摘几条外国人的语录交卷算了。但我觉得这样不妥，经我之手撰写材料，我就要对历史负责，要讲真话。应当抓住这个机会，针对误解，摆出史实，讲清道理，说清楚“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水岭”。这个问题，我自己也经过前后十多年的思想逐步解放，认识逐步深入，从泛读文献资料到实地考察，我得到的最后答案是：市场经济的效率是任何社会经济通往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能使决策层取得共识，形成决议，变成广大群众的物质力量，从而推动改革继续前进。于是，尽管有风险，我还是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写。 记者：在写作《计划与市场》时，您是如何碰到这个政治敏感区没有“触电”反而得到了首肯呢？ 江春泽：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与实践对人们的头脑束缚得太久太深了。在突破传统观念过程中，认识出现反反复复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认为，不能用批判不同观点的口气来写，而要用提供事实和信息进行说服和探讨的方法来写。于是，我决定用最精炼的篇幅，用摆事实的方法，客观地描绘一幅纵观100年、横贯全世界的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以及当代实践的图景。陈锦华主任到任前，我不认识，更不了解他的观点倾向，我做好了交到他那里就通不过、要我反复修改的心理准备。出乎我意料的是第一关顺利通过了，没让我再修改就已经上报了。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不久就得到总书记和总理的认可和称赞。据陈主任在机关传达：江泽民总书记肯定“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去辽宁出差也带着。并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李鹏总理接见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外国专家时，我作为体改委国外司负责人之一也在场。李鹏向外国专家介绍了中国改革发展的情况后说：“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在世界上已经争论100年了……诸位有什么好的观点和建议，欢迎向我们提供。”他讲话的内容引用了我写的材料。后来还听说，他曾批示：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可吸收其中一些内容（大意如此）。所以，文件起草组给体改委办公厅来电话索取这份文稿。 记者：在这份材料里面，您表达了一些什么观点呢？ 江春泽：我没有明确表明个人观点，我觉得这并不重要。但是，在我列举的文献和事实中隐含了以下的想法：第一，最先设想用计划机关取代市场方式来配置资源的，以及后来发展与捍卫这一设想的帕累托、巴罗内和泰勒，都是意大利和美国等西方的学者。他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不能以对待计划与市场的态度来作为意识形态上坚持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第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提出是1902年，争论起始于20世纪初，那时世界上还没有诞生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的提出是设想未来社会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可见，计划与市场只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而不应把它视为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更不能作为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工具。第三，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等学者批评的论据，主要是计划经济的“信息不全、不真、滞后”，导致资源的“误配置”“浪费”“低效”，等等，也是可以研究的。社会主义各国几十年来此起彼伏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正是计划经济在实践中出现许多矛盾和弊端的反映。我们可否深入思考一下，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可以运用市场方式来配置资源以提高效率呢？我们为什么要捆住自己的手脚，拒绝运用市场作为配置资源与调节经济的手段呢？第四，西方国家已普遍采用种种宏观调节经济的手段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甚至国际协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已成为反危机的普遍手段。而宏观调节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主观是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可以用“计划”手段，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用“市场”手段呢？这样，就把几十年来禁锢着社会主义各国执政党领导人和主流经济学家头脑的教条“如释重负”地还原为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或具体政策的争论了。扣政治大帽子可以休矣！ 记者：在《计划与市场》之外，您又写了一份材料获得中央领导的首肯，您能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吗？ 江春泽：在前一份材料获得中央领导认可之后，我就“乘胜追击”，为进一步消除认识误区，在1990年11月5日~7日召开的“关于苏东国家计划与市场”问题研讨会上，在委领导的支持下，我邀请了30多位长期驻“苏东”（苏联、东欧）各国的外交官、记者、访问学者来共同研讨。会上，大家都以亲历亲睹的大量事实说明，这些国家不是什么“市场化了”，真实情况是市场极度不发育。正因为没有市场经济的环境，国家计划无从检验其供求是否平衡，造成长期资源按主观意志配置，导致消费品长期体制性供应短缺，民生日益困难，人民对执政党和政府丧失信心，执政党在无硝烟中下台。根据陈主任的指示，我写了研讨会纪要，标题是《比较·选择·前景》，副标题是“苏东”国家与我国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不同做法、不同后果。这是经陈锦华亲自修改后上报的，标题也是他定的。李鹏阅后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后来，国家体改委前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安志文告诉我：“总书记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亲自读了你们上报的这份材料，顾委的老同志们都说很好”。这份材料使中顾委的革命前辈们能得到准确的外部信息，正确解读“苏东”国家当时的形势。这也有利于进一步消除对市场经济的恐惧。 记者：您的两份材料在计划与市场争论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江春泽：我只是个普通学者和机关干部，个人谈不上扮演什么角色。学者说得多么娓娓动听，也难以成为广大群众实践的物质力量。只有中央决策层取得共识并形成党和国家的决议，才能形成亿万人推进社会前进的巨浪。但从时间的衔接上看，体改委是1990年9月30日和12月3日上报我的研究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12月24日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说道，“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之后一个多月，邓小平春节视察上海时的内部谈话又谈到这个主题，直到一年多后的南方谈话，更明确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小平同志的讲话才是吹拂中华大地的春风，是激励亿万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号角。对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时任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司长的杨启先后来评价说，“江春泽的研究报告是在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之前上报的，与小平同志一年多以后南方谈话精神完全一致。因而可以认为以上两篇上报的报告也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他指的就是这两篇报告对于破除“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误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