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和见证了安丘市推行农业“大包干”，虽已过去30年，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农业“大包干”，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在农村推行的一项重要改革。实行农业“大包干”政策，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创举。

　　我去学习考察回来后，向县委作了汇报。当时的形势是少数干部对实行“大包干”责任制持抵触态度。例如：担山公社西韩吉大队的负责同志说：“我对‘大包干’很反感，思想很不接茬，小段包工就奇好，为什么非搞‘大包干’呢！”他认为“大包干”责任制只宜在“三依靠”的落后单位实行，像他们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先进单位不能搞，如果搞了大包干，就没脸见人了。考虑到这种形势，又是这么大的一个变革，直接在全县推开，肯定行不通，县委决定先搞试点。

    于是，县委派我带着工作组到官庄公社去搞试点。结果，反对的人很多，抵触思想很强烈，说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早晚还得改回来。”也有的说“分了田，分了队，一步一步往后退。”等等。可见，推行这项工作的难度之大。

　　试点工作选在官庄公社坡庄大队进行。这个大队党支部比较坚强，干群能够齐心协力，既能发挥集体优势，又能调动群众积极性。在坡庄大队党支部和社员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经研究，制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具体办法。使干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社员干着有劲，干部管着省心，效果比较显著。在全公社推行过程中，也有顶着不干的。公社有个领导说：“有本事，你上北京，竖上杆旗，我听你的。这个事你也敢顶？”说实话，当时是县委让去搞试点，就是放了权了，胆子因此也大了起来。同时，还采取多种方式，大力宣传推行“

大包干”的好处，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加快推进步伐。

　　通过推行包干到户试点工作，群众体会到“大包干”好处多。一是各户突破了生产队统一分配的形式，取消了工分分配，简化了分配过程，劳动与成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是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社员能够实现多劳多得。三是干部与社员一样包地，一样参加劳动，干部与社员之间的关系比过去密切了。四是实行包干到户后，集体提留多少，用于哪些方面，社员心里都有数，这就限制了干部利用集体的东西吃吃喝喝、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社员负担减轻了。五是没有欠款户了。过去人多劳力少，常年有病的困难户和干部职工家属，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决算多数欠集体款，有的一年就欠款200多元。实行包干到户后，除交上国家任务和集体提留外，剩下全是自己的。尽管各户都投入了一定数量的生产成本，但按纯收入计算，这些户的收入都大幅度提高，而且也不再欠生产队的款了。

　　试点工作结束后，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实施办法在全县推行。随之而来的问题需要解决，如撤队并账。划分田地后，生产队的作用不大了，于是就研究把生产队撤销，账目并到大队里，叫“撤队并账”。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简单地合并账目“搞平调”。因为原先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穷富不均。经过多方征求意见，把富队和穷队的积累合在一起，用人口平均。富队超出人口平均的数额，为社员余款，记在大队的账上；穷队达不到人口平均的数额，作为欠款，也记在大队账上。这样把矛盾解决了。再就是，生产服务问题。当时，不少大队干部

尽管口头上说大包干不是单干，但在内心里和实际工作上却仍然把大包干当作单干来对待，有的认为大包干后社员各人种各人的地，干部的责任轻了，该管的不管，该统的不统了；有的从个人利益出发，感到大包干后，自己没有固定补贴，以后还不知道上级叫干不叫干，因而工作消极，不负责任，出现撒手不管的现象。为此，县委多次召开会议，讲清了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仍然是集体所有、生产过程的基本方面由集体统一经营等内容，明确提出干部要帮助群众解决好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不到的事情，为老百姓搞好服务，这是干部的职责。

　　自1982年冬开始，全县普及“大包干”，并迅速由农业向林牧副渔各业和开发性生产领域扩展。至1983年底，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推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较好地结合起来，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

　　事实证明，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创了农村工作的新局面。但由于当时我县推行时间短，缺乏经验，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提高和完善。如有的单位土地承包过于零碎，不便耕作；有的承包时间过短，影响社员向土地投资的积极性。在处理统分关系方面，有一部分单位，该统的没有统好，该分的分得不彻底；有的单位提留过多，农民负担过重；个别单位尚未建立合同制，有的虽有合同，但不全面；有的执行合同不严格，失信于民。于是，1983年12月，县委、县政府下发了文件，对进一步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殷永 整理）

　　　　　　　　　　　　　　　　　　　（作者退休单位：安丘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