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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7年12月从平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今年已经65岁了。回首往事，总觉得为人民群众做的事情太少，心存惭愧；但扪心自问，我也从来没有做过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这也让我聊以自慰，这是因为我的心中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就是人民的利益大于天。凡是老百姓的事，在干部的眼里都是大事，都时刻装在心里，都要一丝不苟地认真去办。 一九九五年三月，我担任了平原县委副书记。记得这年夏天，当时的县委书记兰忠良同志批给我一封群众来信，是于庄村的一对六十多的老夫妇，为没种冬暖式大棚被罚款的事。老两口三进省委、四进市委，是个越级上访的积案。接手这个案子后，我立即带着县信访局的同志一起直接去了于庄村。当我来到这户上访群众家里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县里会有人到他家来。我说明了来意，两位老人非常感激县委帮他们解决问题，但言语之中也有些将信将疑。两位老人告诉我说：“乡里布置叫种蔬菜大棚，每户必须种一个，不种的按户口每人罚二百元。俺也知道乡里干部是好心，想让俺们多赚些钱，尽快过上好日子。俺也懂得种菜比种粮食挣得多，可俺家情况不允许。”他全家五口人，老两口加三个孩子，一个孩子在外打工，两个孩子还在念书，家里实在没有劳动力。再说一个大棚投资要五千多元，家里又没有积蓄，每年都欠村里的提留款，也不敢贷款，所以没有种大棚。乡里的包村干部和村干部催了几次，也没有种成，于是乡里来人就把他家的一头母牛牵走了。当时这头牛还怀着小牛犊，村干部对他们说：“你家没种大棚，五口人共罚款一千元，限你五天交齐，交不上钱，牛就顶罚款”。老两口投亲告友的也没借着钱，找到乡里也没人管，就这样，第五天，他家的这头牛就被卖掉了。老两口说到这里就流下了泪。没办法，老两口又找到村干部求情说：“俺这头牛怎么也不能值一千块钱吧！除了罚款，剩下的钱该给俺吧”。村干部说：“你那牛卖了两千二百元，扣了罚款一千元，还剩一千二百元，你往年拖欠村里的提留款就用这个钱顶了”。听到这些，我的心里酸楚楚的。我知道，在当时的农村，一头牛是农民的半个家当，没了这头牛，就等于塌了半个天，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我家也是农村的，我的爹娘也在农村种地，如果是我的爹娘遇到这件事会怎么样？我耐心地对两位老人说：“你俩放心，哪里也不用跑了，这件事我一定帮你办好！” 离开于庄，我立即赶到乡里，找到书记、乡长询问情况，他们说知道这个户因被罚款上访，详细情况不清楚。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并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乡里的同志面有难色，经过再三追问，我才知道，原来种大棚的政策是上届党委决定的，上届的党委书记已升任县里的副县长，如果改了这个政策既怕影响到全乡大棚生产，又怕上届党委领导责怪。我当时也很不冷静，脱口说：“是领导的面子要紧，还是群众的利益要紧？假若你爹娘遇到这种情况，你们还会顾这个面子吗？”当时我就讲了六条处理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这户群众的耕牛找回来，并给群众当面诚恳道歉。回到县里后，我立即找到原在这个乡当党委书记的副县长，并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这位副县长很支持我的工作，并答应明天和我一起去乡里村里做群众工作。就这样做通了领导层的工作。乡里也派专人去落实这些处理意见。但是耕牛已被卖到其它县里去了，共卖了2200元钱，再找回这条牛来很困难。于是，在征求这两位老人同意的情况下，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即将这头牛重新作价，然后给这个户按新价格进行赔偿。我又找到农业专家，咨询了这头牛的价格能卖2900元左右。经过和乡里同志商量，差价部分由乡里从乡镇企业收入中解决。我来到村里对这户群众说：“牛已卖掉，确实要不回来了，但已重新作价2900元，按这个数退还给你钱，还有什么意见？”这户群众说：“这就很感激党委政府了，没意见。”当我听到群众感激的话，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发烧，本来是我们对不起群众，群众却反过来感谢我们，心里真不是滋味。处理这件事，我马不停蹄地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回来后我喘了一口气，觉得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实事。 可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现在仍然记得很清楚，是9月26日下午四点多钟，我刚下乡回来，刚进楼门就看到这对老夫妻坐在二楼楼梯的台阶上，看到我就说：“刘书记，俺们找你说个事。”我赶紧放下其它事情，把两位老人领到我办公室坐下，给他们倒上水，请他们有事慢慢说。这时老人眼里含着泪对我说：“刘书记，俺也不瞒你，明天俺准备到北京上访。”我说不是都说好了吗？老人说：“上次你说的意见俺都同意，可是，俺看他们也不听你的，你也别作难了。”我一听，一股怒火噌噌的从心里往外冒。我对老人说：“大爷、大娘，我爹娘也在农村，和你们一样种地为生，我是农民的儿子，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再给我三天时间，如果还办不了，你们再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们买火车票，开介绍信，打发你们上北京去告我，就说平原县委的刘庆民给俺办不了事！”我立即抓起电话要出了乡党委书记，问这件事的落实情况，他对我说：“早落实了，是包这个村的脱产干部从乡里领的钱，我亲自交代要送到群众家里。”我说：“现在这两位老人就在我办公室里，他们找了几次连句正话也没问到，更没见到钱，现在正准备进京上访呢！你马上落实一下，明天我到乡里来，什么时候落实了我什么时候离开。”老人听了我这些话，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赶紧一把拉住他们，然后从办公室要了车把他们送回家。第二天一大早，这个乡的乡长来到我家，对我说：“这事昨天晚上全落实好了，原来那个包村干部把钱领去后，没敢把钱送给户家，担心他们有了钱再去上访。我们狠狠地批评了这个干部，昨天晚上我亲自去到这个户家，工作都做好了。”我听了又气又急，对乡长说：“你们要就这件事好好地进行一次群众路线教育，要把上访群众当亲人，不能当刁民。”第二天我又亲自到了于庄跟这户群众见了面，这件事情才算落到地。 为了使全县的干部加深信访工作就是实实在在的群众工作，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听取群众诉求，实事求是的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经县委同意，我们请来了当时全省信访工作先进县高唐县的领导和市委信访局的领导给全县的干部作了一场群众路线的报告。然后我选择了坊子乡高家洼村，自带行李，自己做饭，在这个村住了21天，和我共同驻村的有县委机关的三名干部和乡里的一名司法所长。当时村里正在修整街道和安装自来水，白天，我们和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分头走访农户，召开群众座谈会。在这21天里，除了去市里参加了一天会，其余时间全部吃住在村里。群众和我无话不谈。十里八村的老百姓听说高家洼村有个驻村的县委干部，也都找到我反映情况，要求帮助解决问题。在群众中我学到了许多在上面学不到的东西，听到了许多在上面听不到的话。我深深感到，越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越要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毫不讳言的说，在当时的农村存在着许多党群矛盾、干群矛盾的问题，一个村十几名、二十几名党员，却很少有给组织反映情况的，群众有事找亲门近支，上了酒桌先看有没有外人，有些基层党支部成了“三条腿的板凳一靠就倒”，“一支喇叭”管全村不是个别现象。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决定让我先在这个乡搞好试点。我和乡党委的同志们研究了全乡的情况，他们反映，全乡有50多个刑满释放人员，有些是“二进宫”、“三进宫”的，在村里没人敢管。我和大家一起研究，在乡镇办“文明法制学校”，每月把这些人员集中起来进行法制教育，在村里开展评选“十好人家”活动，弘扬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并且把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请县文化馆的同志来写“村歌”，谱上曲，在中小学校里先教会学生们，然后回到各村和各户传唱，乡里的“七所八站”都动员起来，进村入户搞发动，我把这些活动概括成两句话：“抬着衙门进村户，文明法制到农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年十一月底，县委在高家洼村召开了现场会，推广了这些做法。县委常委带头，这年冬天每个县级干部都自带行李、自立锅灶蹲一个村，要求每个人至少在村里住十五天。进一步增强了对群众的感情，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全县集体访、越级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事情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了，现在想起来，心里仍然不是个滋味，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了，但是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了。我们有些同志两眼只盯着经济指标，不顾主客观条件，工作方法简单化、“一刀切”。不知不觉的滋长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有些干部热衷于自己的政绩，把群众观念放在脑袋后头。汽车越坐越高档，脾气越来越火爆，活动在办公楼，扎根在沙发上，机关人员越来越多，和群众交朋友的越来越少，习惯了跟指标打交道，靠电话作指示。两眼只盯着“上面”，心离群众越来越远。长此以往，很容易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错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及时地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抓住以改正作风为突破口，抓到了关键问题，只要真正在破除“四风”上见到成效，人民群众一定会真心诚意的拥护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成果才会不断扩大，人民才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我们的祖国才会越来越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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