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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生于杭州。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南美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11岁时司徒雷登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他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4年司徒雷登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开始在中国传教。 1919年1月，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6月2日、3日、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 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月8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这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燕大学生，都兴高采烈地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被捕学生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司徒雷登刚刚坐上校长的位置，就面临着一个令他头疼的问题——办学经费不足。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回忆到：“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则没有办法发展。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 不过，好在筹款方面司徒雷登长袖善舞，不仅使张作霖、段祺瑞、孙传芳、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冯玉祥等军政大员慷慨解囊为燕大捐款，而且还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募捐资金过程中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不仅在中国，司徒雷登还回美国募集办学资金。从1922年起，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有了经费后，他决定给学校另选新址。 司徒雷登是怎样找到新校址的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这里靠近著名的西山，景色宜人。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我心目中的燕大校园。”如今这所美丽的燕园还在，只不过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 这里原是清代一个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专门到陕西会见陈树藩，陈对建校很感兴趣，以6万大洋将地产卖给燕京大学，并把其中的1/3捐作奖学金。这一块地有40公顷，再加上陆续在附近买进的其他荒废园地，使燕京大学的总面积达到原来的数倍之多。 司徒雷登将募集的一笔笔款项全部用来办学，而他个人的生活却非常简朴。司徒雷登利用四处募捐的资金，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燕京大学校园的建设，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他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1929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他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1927年，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年）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京大学要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欲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也宣布罢课。 司徒雷登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不会支持罢课。不料他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当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为抗议日本暗中策划的华北自治阴谋，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寒冷的北风里手挽手徒步向西直门进发——男同学的领袖就是后来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着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京大学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地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司徒雷登本人并不认同共产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的校友、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让你顿增光彩。”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都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了，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观变。显然，他是想和中共保持接触。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毛泽东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大校庆。周恩来则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并表示“可能一晤”。获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兴奋，但在他就北平之行向美国国务院请示时，却遭到拒绝，并要求他立即返美。 1949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司徒雷登黯然离别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一下飞机就被直接送往国务院，由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思出面同他谈话，劝他闭门不出，并要求他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从回到美国一直到1962年9月19日去世前，司徒雷登一直和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生活在一起，由傅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和饮食起居，由此演绎了一段忠诚感人的人间佳话。 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直到1953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万美元，买下了一所房子。司徒雷登也搬了进去，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 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司徒雷登从此一病不起，严重的中风后遗症使他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的13个春秋。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先生，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王公的后人，在司徒雷登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体现出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风，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 司徒雷登得病后，先在海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回到了傅家。他中风初期，积极参加康复锻炼，内心中潜在的一个意念是，恢复健康后再回中国去。 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爱玲），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于北京，被安葬在燕京大学墓地。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中国北京，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 此间，司徒雷登生活十分窘迫。幸好，此时，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月提供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帮助他度过这段难熬的岁月。 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内容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日记。出版此书的蓝登书屋给了他点稿费，但由于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所以，出书只是赚了几个小钱。 在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时，司徒雷登立下遗嘱，请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如有可能，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妻子的墓地旁。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骨灰安放在他生前所住寝室的案头，没有送去安葬。 此后，傅泾波一直为将司徒雷登落葬燕园而奔走。1971年基辛格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间，为了了解中国的情况，美国政府曾组织了一批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中国访问，其中有傅家的小女儿傅海澜。傅泾波让女儿带了一封信给周恩来，信中表达了他想回国看看的愿望。 1973年，应周恩来的秘密邀请，傅泾波重返中国，在北京住了10个月，1984年，傅泾波再次回国访问，见到了杨尚昆。傅泾波两次都提出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事宜，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1986年，傅泾波再次托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转交一信给邓小平，其中提到骨灰安葬和将1946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一只花瓶归还中国这两件事。两件事都是司徒生前的愿望。1986年夏，有关部门经过协商，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接受花瓶，将其存放在南京梅园新村；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未名湖畔的临湖轩。 后几经波折，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落葬在了中国杭州。2008年11月17日，在杭州半山安贤园举行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 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参与仪式的有美国驻华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长，落成的黑色碑铭旁边有白色的十字架雕塑。 碑铭上有司徒雷登的像，并写有中英文碑文：
司徒雷登 1876-1962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燕京大学校友会北京校友代表国仲元老先生把一捧洁白的百合花轻轻放在了墓碑前，哽咽道：“老校长，您安息吧。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 此时此刻，距离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和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已经过去了59年；距离燕京大学解散已经56年；而距司徒雷登去世，也有46年了；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先生也早已不在人世了。 如今，“别了”的司徒雷登终于又回到了他所深深热爱的中国。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杭州，为他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