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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京时间2013年7月4日，埃及军方解除穆尔西总统职务，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德勒·曼苏尔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以来，埃及暴力冲突不断升级。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支持者连日来在开罗解放广场和多座城市发起大规模游行，与警察、军队及穆尔西的反对者发生冲突，并造成了数百人死伤。更有甚者，8月14日，埃及安全部队血腥清场导致525人死亡，至8月17日，冲突已造成近800人丧生。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冲突，国际社会与埃及有关各方均展开紧急斡旋，力求通过和平对话缓解埃及政治危机，尽快开启政治过渡进程。但时至今日，埃及军方与穆兄会的僵持看不到松动的迹象，埃及民主转型的动荡岁月也依旧看不到尽头。 街头革命并没有带来民主与繁荣 2010年底，在阿拉伯世界掀起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让阿拉伯世界“变了天”。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直接影响下，2011年2月，仅仅18天的群众大规模游行抗议就把执政长达30年的中东强人穆巴拉克赶下了台，取而代之的却是把持过渡时期权力的将军们。埃及人的革命，似乎给了他们一个建立新制度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却最终没能像魔棒一样，给埃及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埃及没有变得更加民主与繁荣，反而更加混乱与动荡。在随后一年多的政治转型过渡期内，军方与迅速崛起的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间的矛盾和对抗日益激化，双方围绕着议会选举、制宪委员会的组成等政治过渡“路线图”争执不休。最终，十八个月前还是一名政治囚徒的穆尔西在大选中击败了军方支持的前总理莎菲克，终结了军方在埃及六十年的统治，成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国家埃及第一位伊斯兰总统。 埃及人民原以为即将迎来“民生新时代”，然而，在经历了两年“阵痛”之后，埃及不仅没能迎来安定、发展的“新时代”，反而日益步入“政治动荡与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竞选期间，穆尔西吸引选民的涉及安全、能源、环境卫生、食品补贴和交通五大类 64 项议题的所谓“百日计划”承诺，在执政一年后，大部分目标仍停留在纸面上。失业率高、外汇储备骤减、通货膨胀加剧，这些都使得底层民众生活十分艰难。自穆巴拉克政权倒台以来，持续政局动荡和社会动乱给埃及经济造成了重创，导致物价高涨，失业率大增，外国投资萎缩，财政赤字飙升，旅游业遭受重创，外汇储备锐减。埃及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5.1％锐减至2011年的1.8％。埃及2012年财政赤字已占GDP的10.4％。特别是作为埃及经济关键支柱的旅游业，2010年旅游业年收入达到125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高达1480万人次，而2011年因政局动荡并引发社会动乱后，当年赴埃及的外国游客骤减500万人，仅维持在980万人次，旅游收入仅为88亿美元。2012年以来，埃及新政府虽已组建，但因抗议示威浪潮不断，当年接待的外国游客只有1050万人次，全年旅游收入仅为90亿美元。而旅游业的受损又直接导致埃及外汇大幅缩水。据统计，2011年革命前，埃及外汇储备为360多亿美元，到2012年年底，这一数字降至大约150亿美元。受埃及局势持续动荡的影响，埃及的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失业率也不断创出新高，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只能从事地摊买卖以维持生计。 世俗派与宗教势力对立依旧尖锐 埃及可以说是一个伊斯兰与世俗混合体。埃及于1971年通过的宪法确立了伊斯兰教为埃及的国家宗教，将宗教作为政治控制的重要工具。穆斯林兄弟会就是在20 世纪早期埃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中产生的。1928 年由哈桑·班纳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至今仍是中东地区最受尊崇的伊斯兰组织之一。埃及 1952 年军事政变后建立共和国，开始了伊斯兰与军方的博弈，双方也曾形成某种默契，由军方控制政治和经济，伊斯兰政党控制宗教和社会，但两者时而合作时而冲突。1981年，伊斯兰激进主义士兵在阅兵时将总统萨达特刺杀。在现场幸免于难的穆巴拉克继任后，对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伊斯兰势力进行严厉镇压。尽管如此，穆斯林兄弟会依然在民间得到广泛的支持。历史上，埃及统治者往往将宗教视作是其政权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利用宗教机构和宗教人士使国家合法化，遏制伊斯兰反对派和世俗反对派。 在穆巴拉克下台近两年的政治转型期中，埃及社会成为了军方、穆兄会、世俗派力量权力博弈的表演舞台。先是三方力量联手以18天的超级速度赶走了前总统穆巴拉克，随后是穆兄会与在穆巴拉克之后执掌政权的军方之间的权力博弈，于是出现了军方在总统大选之前解散由穆兄会控制的议会，并把立法权、制宪权、预算制定权以及对外宣战权等权力悉数收入囊中的“果断出手”，而后便听到了穆兄会和世俗派力量在解放广场齐声喊出“军方下台”的口号。但当8月穆尔西借助西奈半岛事件成功解除原军方领导人的权力并任命新生代的军方高层后，权力博弈的主角便演变成世俗派力量与穆兄会之间的对峙。 对于埃及这样一个各派利益盘根错节的大国，穆尔西将埃及世俗化道路逆转走向伊斯兰化势必激起强烈反抗，与之针锋相对的，最主要的是世俗派以及自由派政党——他们希望按照世俗化的标准制定宪法和改造社会，而非让埃及重新“伊斯兰化”。穆兄会虽然在组织竞选上是成功的，但治理国家却是无能和失败的。穆尔西大量任用穆兄会成员担任政府要职，显示了不包容其他政党的狭隘性，埃及经济一路滑坡，又说明了穆尔西治理经济能力的缺失。由于穆尔西上台以来一直未能处理好穆兄会与世俗政党和民主派的分权问题，穆兄会与世俗政党和民主派分歧严重。穆尔西执政期间，埃及虽然实现了新宪法公投，但并没能真正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团结，没能切实缩小宗教、种族间的隔阂，也没能推动社会更广泛有效的政治参与。埃及在宗教势力与世俗派对立无法化解的同时，整个社会也在走向深度分裂。 和解与对话才是出路 当前埃及的当务之急是停止街头暴力和尽快进行建设性对话，恢复政治与社会稳定，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埃及危机起初是民众要求穆尔西下台，现在是穆兄会抗议军方发动政变，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总统职位。穆兄会与军方两派实现妥协，停止对抗，虽不能真正化解矛盾，但可缓解乱局，启动政治进程，这也符合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期待。 作为首个民选政府在一年之后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说明埃及照搬西方国家民主体制的不切实际。在政治对立严重的埃及，投票决定总统人选的方式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而美国的中东政策又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统治得以长期维持的外部变量。美国所谓民主的双重标准和功利主义的中东政策不仅不符合其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的“国家使命”，反而成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障碍。究其实质，美国和欧盟看重埃及局势的稳定，其兴趣在于埃及对其在能源安全、反恐以及埃以之间和平协议方面所起的作用，民主和人权则处于次要位置。 埃及的动荡也许是长期的，即使将来产生了新政府，由于各派目标不一致，也会继续导致局势的不稳定。因为民主的产生、建设与巩固，必须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文化。转型中的埃及如何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兼顾各阶层、各不同宗教团体的利益，整合和加强社会的团结，将是未来新政府的一个重要考验。无论如何，埃及人民对自己享有民主与自由权利的追求将不会停止，社会民主化发展道路也无法阻断。埃及各派政治力量应该明白，军人执政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世俗自由派和穆兄会也应该清楚，只有和解和联合执政，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