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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至1987年，在齐鲁大地上悄然兴起了大规模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的历史性大变革，覆盖全省近万个村庄，牵动各级党政、教育部门及几千万农民，持续8年之久。 这次“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涉及诸多敏感问题，怕受干扰，一直悄悄进行。然而“纸里包不住火”，各种消息不胫而走，给国务院领导、国家教委、财政部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红旗杂志（《求是》前身）等新闻媒体一个巨大的惊喜。进入校改尾声的1987年，国务院、国家教委、财政部的领导来了，兄弟省市的考察团来了，新闻媒体的记者来了，当他们亲眼看到山东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时候，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 笔者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主要从事文字工作。各种来自基层的校改信息、经验、事迹，使我沉浸在惊喜、顿悟和迷茫之中。我作为齐鲁儿女的一员，既为山东农村教育的伟大创举而感到自豪，又有许多问题使我大惑不解。比如，校舍改造为什么先从农村兴起？为什么先从最贫困的地区兴起？朴素的山东农民为什么像当年“支前”一样投入校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普遍原理为什么在山东校改中被颠覆了？ 我带着这些问题，于1987年秋天作为省教育厅调查组主要成员，南下泰安、临沂，东去淄博、潍坊、烟台，北赴德州、滨州等市地的百余处乡村学校考察。跋山涉水、一路颠簸，行程数千公里，耳闻目睹，撼人心魄。 时值深秋，临沂的丛山峻岭披上一片金黄。老百姓在山坡上放羊、采摘果子，在梯田里掰玉米、收地瓜，喝的是凉水，吃的是煎饼，使用的是原始工具。每进一处村落，映入眼帘的是石墙、草房，空地上晾着白花花一片片地瓜干，墙上挂着一撮撮玉米棒子。凭我作为农家子弟的直觉，就足以断定临沂老区的老百姓仍然徘徊在温饱线上。 但到学校，就像来到“小康社会”，绝大多数学校都选择新校址，新建校舍、院墙、校门、厕所、操场和新配置课桌凳，许多学校耸立着气派的教学楼。山东将上述设施叫“六配套”，是省定的校改标准。“六配套”成为当时校改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流行语。校改工作队进村，老百姓戏称“六配套”来了，兄弟省市考察团举杯祝贺山东“六配套”。 “六配套”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微不足道，甚至可笑。办学校难道没有校门、厕所、教室、课桌凳吗？但当时的绝大多数农村学校连这些最基本的办学条件都是奢望。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比比皆是。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童年，令人心寒心酸。 20多天的实地考察，如一片片烈火灼烧着我的心灵，又如一股股清凉的风吹开我心灵的窗，给我留下一段难忘的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萦回脑际的许多疑云一扫而光。 山东校改为什么先从农村兴起？这并非历史的偶然现象，而是山东农村大变革的前奏。由于历史的原因，山东80%的人口在农村，以传统农耕维持生计，徒在圣人面前，却目不识丁，祖辈受穷。改革开放之后，广大农民享受“政策红利”，进入“温饱社会”。但由于素质低下，难以从事高效农业和多种经营。严酷的现实给农民敲起了警钟：单靠人力，不能致富。要彻底改变命运，必须靠智力。要开发智力，必须办教育。老百姓的这种朴素的认知和动机，成为他们举办教育的强大动力。越是贫困的地方，农民的这种欲望就更强烈。“治穷先治愚，治愚办教育”，这是他们从心底发出的呼唤和迸发出的内在动力。许多古稀老人把棺材板扛到学校，白发老太太把卖鸡蛋的钱送到学校，无数老百姓裸背赤脚修建学校，令人潸然泪下。 我在临沂某县看到建在山头上的一处小学。60多平方的校院是老百姓打钎凿石开辟出来的，建了一排东西向的平房教室，教室前建平台、竖旗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冲校门，置巨石，上刻铭文，大意是：吾民世代受穷，饱尝愚昧之苦，决心兴学，造福后代，人均纯收入不足三百元，每人捐资百元，建此校，特立碑刻文，昭示后人。村支书向我们讲述建校经历，穿粗布上衣、补丁裤，满脸沧桑，连声说：“俺没钱，建的这所学校有点寒酸，请省里来的人多多关照。”后来，我听说，省里特别为这所学校“戴帽”下达补助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达，教育发达。这条规律在山东校改中被颠覆了，许多贫困地区对教育的承受能力异乎寻常，其办学水平不输发达地区，这说明人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自1979年至1987年的山东校改犹如“八年抗战”，完成了单靠国家投资需要一个世纪也难以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八年间，共投资25.5亿元，其中，群众集资23.6亿元，占总投资的92.5%，国家补助1.5亿元，占6.3%，其他0.4亿元，占1.2%。90%以上的农村学校实现了校舍、院墙、校门、厕所、操场、课桌凳“六配套”，1000多万中小学生告别了黑屋子、土台子、危房子，走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为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陈培瑞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