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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教育援藏工作，山东是教育援藏的重点省市。我省教育系统的援藏工作始于1976年，至今已4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厅高度重视教育援藏工作，不断加大工作力度，通过采取在省内开办西藏班和西藏中学，组织动员大学毕业生到西藏任教，选派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到西藏定期任教等措施，为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大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 根据中央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我有幸作为山东省第五批援藏教学队的领队，于1988年至1990年带领40名文化课教师，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工作了两年。每当我回忆起那段经历，仍感慨万千，往事不由浮上心头。在西藏的那段日子里，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值得怀念的。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艰苦的环境里，团结奋斗，亲如兄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以苦为乐，用我们的忠诚、汗水和智慧，在山东教育援藏史上谱写出了新的篇章。 一 1988年，我厅从济南、烟台、淄博、泰安、临沂、惠民、菏泽等７个市地选调40名文化课教师组成第五批援藏教学队赴日喀则地区进行教育援藏。选派谁来带队呢？厅党组点了我的将。我毅然接受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临行前厅里举行的欢送大会上，吕可英厅长作了动员讲话，我代表全体援藏教师表了决心，我那刚满６岁天真可爱的女儿也在大会上用她那响亮的童音喊了句：“爸爸，你放心去吧，我一定用两个一百分迎接你回来。”这句话赢得了全场人的掌声，也解除了我心中的一丝忧虑。 1988年8月5日，我们一行41人胸怀报国壮志，肩负山东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援藏的征途。我们乘火车从济南站出发，途径西安到成都，再从成都转乘飞机抵达拉萨。我们这批援藏教学队算是幸运的，据说前四批援藏教学队都没有享受到坐飞机的待遇。但等飞机的滋味也是很难熬的。因为航班极少，我们需要在成都整整等上一个星期。这倒给我提供了一整顿队伍的良机，因为我们这批援藏教学队集合起来就上了路，相互之间还都不认识，路上怕有人掉队，我还特意给队员每人买了一顶太阳帽，帽子上醒目的蓝白相间条文远远一看就知道是我们的教学队员。为了把队伍组织好，我们利用在成都的这段时间，每天开会作思想发动工作，让大家进一步认清这次援藏的形势和任务，象战争年代战前动员似的，队员们纷纷写了决心书。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我们开会都是坐在宾馆走廊里，从来不用会议室，宾馆里的服务员也为之感动，不忍来打搅我们。我们首先在队里建立了临时党、团支部,成立了队委会，然后制定了《工作守则》，明确规定了各项纪律，教学队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教学队成了一支组织健全，纪律严明的队伍。 当我们乘上波音737飞机，飞向“世界屋脊”西藏高原的那一刻，令我们每个人都激动不已。当飞机顺利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展现在眼前的美景，令我们兴奋不已：蓝天白云，是那么的清晰明丽；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山脚下是一片片绿色草原，牛羊成群,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踏上西藏的第一感觉是那么美丽而神奇。 二 当你真正投身到西藏的怀抱，体验它的真实，却是另一种感受。当我们走出机仓后，高原缺氧立即向我们袭来，许多老师出现高原反应,头晕恶心，痛苦难忍。加之我们到达拉萨时正赶上拉萨刚发生骚乱不久，八廓街头阴云密布，人们躁动不安，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此时此刻我更加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被迫放弃了身体调整计划，忍受着高原缺氧的剧烈反应,匆匆乘车奔赴我们的目的地――日喀则。 西藏的路崎岖不平、险峻异常。从拉萨到日喀则40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跑了整整18个小时。汽车大都在高山峻岭间穿行，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车子晃来晃去，剧烈颠簸，险象环生，稍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许多队员吓得目瞪口呆，提心吊胆。有的双手掩面，不敢向外看；有的开始晕车，呕吐不止；有的出现高原反应，头晕恶心，甚至处于昏迷状态。 日喀则，藏语的意思是“土质最好的庄园”。日喀则地区所瞎的18个县市口岸，大部分地处喜马拉雅山脉，海拔大都在4000米以上，终年不化的雪山随处可见。高原的环境是艰苦而令人生畏的，有首歌谣是这样形容的：“有山不长草，风刮石头跑，一步三喘气，四季穿棉袄。”我们来到日喀则，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高原缺氧给身体带来的不适应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尽管进藏前对西藏的艰苦有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可一旦从平均海拔不足百米的齐鲁大地来到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从温馨的家庭进入单身世界，从优越而熟悉的工作环境踏上陌生的工作岗位，每个人都遇到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难题。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空气稀薄，大气干洁，含氧量仅相当于内地的二分之一；太阳辐射强，在室外不戴墨镜就会刺得人眼睛难受，再白的皮肤到了西藏也会很快被晒黑；气候变化无常，有时看似晴空万里，突然狂风大作,风沙肆虐，乌云翻滚冰雹与雪花一起倾泻，忽而又乌云散尽，炎阳高照。有时风沙大的可怕，刮起来天昏地暗，沙子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有时甚至连房顶也会被刮跑。有一次我们教学队在途径康马中学时在中学的大食堂里吃了顿便饭，可回来时却看到大食堂成了残墙断壁，感到很惊讶，一问才知，房顶被一阵大风刮跑了。在这种环境下，开始我们的身体都很不适应，都觉得气不够喘的，出现胸闷气短，头晕恶心。孔繁森同志在给他的警卫员的遗书中写的“头痛的要炸开，好像今晚就过不去”的那种感觉，我们都曾经历过。心跳加速，血压升高，食欲不振，睡不着觉，嘴唇干裂，鼻子出血，头晕恶心，是初到高原的人都出现过的现象。有位烟台来的小伙子叫李晓方，自从到了西藏就鼻子流血不止，每天早上起来被头上都要留下一片血迹，但小伙子仍然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两年的援藏任务。有许多同志常常在半夜睡梦中突然被一口气憋醒，觉得这口气如果上不来就会呜呼了似的，惊出一身冷汗。 我们教学队分布在日喀则地区11个教学点，大部分教学点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地处偏远，气候恶劣，条件十分艰苦。有的县茫茫荒原见不到一棵树，靠烧牛粪取暖做饭；有的长年缺少蔬菜水果，靠买点罐头改善生活；有的长年同牛羊一起饮用山上流下来的一池死水；有的长年无法洗上一个热水澡；有的甚至连理发都找不到地方理。有一次我到莎迦中学教学点去检查工作，我们的教师烧牛粪给我做饭，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做熟了一碗面条，而老师却被熏得眼红泪流，当我端起这碗面条，心酸得吃不下去了。 面对这陌生而艰苦的环境, 教学队队委会发动大家开动脑筋，齐心协力，自己动手，共度难关，想方设法改善生活条件，因陋就简地安排好生活。大家以顽强的毅力，很快适应了环境，战胜了种种困难。没有菜吃自己种，没有理发的地方和工具就相互用刀片削，不会做饭就学着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开始，因西藏海拔高，水烧不到80摄氏度就开了，许多饭做的半生不熟，有时做出的馒头又粘又硬，放上一天就变得像石头一样。但不久大家就摸索出经验来，做出的饭菜香甜可口，创造出高氏馒头，李氏面条，冯氏水饺，有些同志很快学会了吃糌粑、喝酥油茶、吃生羊肉等。 带好一支队伍，搞好各方面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援藏教师在异地他乡工作，最需要的是理解和关心。用实际行动关心、体贴队员，使每一位同志都能感受到大家庭中的温暖，是最好的思想教育工作。为了增强教学队的凝聚力，我注意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同队员打成一片，关心他们的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把每一个队员都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看待，并不顾自己身体不适，道路危险，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及时解决问题。当发现有的队员家中有困难，我就积极与我厅联系，帮助解决；看到有的队员缺少衣服，就主动将自己的衣服送去；队员病了，亲自到医院照料他们，并买些营养品给他们送去；队员要求进步，我就从政治上关心他们，要求地方党组织积极培养考验他们。由于交通不便，平时注意经常同队员通信联系，沟通思想。两年中共同队员通信400余封，几十万字。队员们都把我视为同甘共苦的好兄弟、好领导。教学队里形成了浓郁的团结氛围，同志们吃住在一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谅解，团结一致去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都能以很高的思想境界来维护教学队的团结。 在西藏还有一道难过的关，就是思念亲人、想念家乡关。思念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高原的生活，既艰苦辛劳又单调寂寞。在我们的思想感情里，既有舍生报国万苦不辞的战士豪情，也有思乡念亲吟哦低徊的文人柔肠，这就是远离家乡工作生活在高原异域中的实实在在的我们。特别是有些同志第一次出远门，难以忍受同亲人长期分离之苦，怀乡思亲心切，常常流下辛酸的眼泪。逢年过节更是难熬。我就动员队员们经常写信与家人沟通情感，相互鼓励。我也与我爱人定下了君子协定，每个星期必须各自给对方去一封信，并编上号。由于路途遥远，通讯不便，常常是半月20天收不到一封信，而一收又是两三封。两年援藏下来，仅我爱人的来信就有上百封，那些渗透着思念亲情的信，真是一笔不小的精神食粮和感情财富。有的教学点由于大雪封山，有时几个月收不到一封信，盼信真是望眼欲穿。两年中，我们教学队每位同志的家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有的亲人生病，有的亲人病故，有的爱人分娩等。为了使同志们排除干扰，安心工作，严格遵守教学队纪律，我依靠教学队党支部、队委会、团支部、各分队长共同来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要求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注意及时总结经验，表彰先进。经常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充实生活。逢年过节，我也常把日喀则附近的队员们请到我的住处，欢聚一番。细致周到的工作赢得了队员们的信任和支持。队员们都能以大局为重，排除干扰，遵守纪律，安心工作。如田承华同志岳母病故，王明积同志岳父去世，郝祖文同志爷爷病终，为了不给组织上增加麻烦，他们都默默地忍受着极大的悲痛，没有向组织透露，也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条件，更没有为此而影响工作。高国民同志在离援藏结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接到家中80多岁老母病危的电报，仍能坚守岗位，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这种忘我的奉献精神，筑成了支持我们教学队精神的灵魂。 三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藏的教育是相对落后的。我们教学队队员奔赴各教学点后，学校对我们都很重视，把我们看成是业务上的骨干，教学上的主力军。同志们不负众望，都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勇挑重担。绝大部分同志都担任了初、高中应届毕业生的教学。全队中还有7人担任班主任工作，14人参与学校领导工作。有的同志同时教授二、三门课程，并主动把学校无人教的课程承担起来，成为全能教师; 有的同志一门课程跨教几个年级，增加了备课难度；有的同志不仅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而且积极参与学校管理，帮助所在学校建立正常教学秩序，建立健全和完善了一系列符合西藏教育教学实际的规章制度；有的理化实验员帮助学校建立了较正规的理化实验室；有的同志备课认真，写出的教案精辟、规范，成为学校推广的范例；有的同志经常帮助学校、地、县、教育局和当地政府写总结、整材料，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同志们在工作上服从安排，听从分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份内的竭诚尽力地去做好，份外的毫无怨言地去完成。亚东教学点小组长王明积同志，一人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工作，还教毕业班的汉语文和政治，每周任课22节还要参与教导处和学校管理工作，几项重任一肩挑，但他克服各种困难，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为了教育好学生，教师们主动同藏族学生交朋友，爱生如子，经常走访学生家长。李树清同志担任班主任工作认真负责，关心爱护学生，有的学生病了，他用自己的钱买营养品给学生送去，并亲自到医院陪床，精心照料学生，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的赞扬。梁开法同志关心学生胜似父母。他的一位毕业后考上中专的学生给他来信这样写到:“梁老师，记得那次我胃痛，几天没有去上课，病好后您给我补课，补课时我的心像海浪一样波涛汹涌，回到宿舍，我真的感动得流了眼泪，真的，从此以后我就决心当一名像您一样对人民对祖国有用的人。老师，我从小失去父爱，我衷心地感谢您对我的关心，您好像是我这一生中给我鼓励教育的爸爸。”我们教学队的同志在艰苦的环境中同藏族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许多学生家长被我们的真诚所感动，经常到学校看望慰问我们的老师。他们说自己的孩子赶上好时候了，有山东教学队的老师上课，真是太有福气了。 针对学生基础差的问题, 我们教学队的老师从实际出发，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教学中，从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技能入手，讲解精细，并自编一些教学资料，坚持慎重稳进的原则，稳中求快，避免了一些照搬内地的不切实际的做法。为提高教学质量，我们教学队队员不顾平日工作的辛劳，进行了大量的课外辅导，并主动请求学校领导，利用节假日给学生补习功课。有的为当地教师举办培训班，举行公开课，搞好传、帮、带，为其培养一支永远不走的教学队。刘世浒、冯文平同志，在1988年第一个寒假中，举办了一期辅导班，整个假期每天工作9个小时以上。晚上回来，还要查资料备课，刻印练习题，整个假期他们没有时间去洗衣服，没有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为了更好地做好教育教学工作，他们还创办了《仁布校报》，两年共出版11期，发行3400多份，对促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师生的文化业务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高国民同志是我们教学队中年纪最大的同志，他不顾年老体弱，带领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对毕业班学生进行家庭辅导，使一个原来基础很差、考学无望的学生考上了中专，该生家长万分感谢，向他们赠送了一面上书“呕心沥血，精心育苗”的锦旗。 为了更好地促进日喀则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为当地教师提供教育教学经验，我们教学队队员积极支持《日喀则教育通讯》的发刊，每期《日喀则教育通讯》大部分稿件都来自我们教学队。1990年1月，《日喀则教育通讯》进行撰稿评选活动，我们教学队有4人获奖，其中王冠先老师被评为最佳通讯员，他一人就发表文章32篇。 两年来,在我们和当地教师的共同努力下, 日喀则地区的教育教学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在1989年高考中，报考普通高校的考生161人，被各类高校录取137人，录取率为85.73%，比没有教学队任教的1988年提高15%，名列全自治区第一。其中亚东中学录取率高达91%，创全自治区一所学校录取率的最高记录。在1989年中专考试中, 报考各类中专的考生848人，被录取360人，录取率为42.45%，比没有教学队任教的1988年提高11%，名列全自治区第一。其中康马中学在全自治区57所中学中，以人均总分209.96分的成绩名列榜首。亚东中学和康马中学取得的成绩，都有我教学队的主力教师在发挥重要作用。两年中，我们教学队共有54人次被评为地、县、校先进工作者或优秀共产党员，其中江孜中学教学点上的刘纪元老师曾先后五次被评为地、县、校先进工作者，一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在全队23名非党员中有19人在当地党组织的培养下，光荣入党。大家在藏期间，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和统战政策，做到了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坚决不说, 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坚决不做，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取得了可喜成绩，受到广大藏族同胞的信任和爱戴，成为一支政治上靠得住、业务上信得过、作风上过得硬的队伍，被当地的领导和师生誉为“是一支干的最好、最团结、最受欢迎的教学队。”当我们离别日喀则的时候，当地领导和师生给我们胸前戴上了大红花，身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那依依不舍，相互拥抱，失声痛哭,热泪纵横的场面，让我们难以忘怀。 1990年，我们出色完成了教育援藏任务，返回山东。我们山东省第五批援藏教学队41名将士在两年的高原教坛生涯中，同怀报国壮志，共历苦难艰辛，乘龙西去，驭马东归。两度春秋，以坚强的毅力，顽强的斗志，克服了高寒缺氧给身体带来的种种不适，战胜了恶劣的环境气候给自己带来的种种不便，忍受了同亲人长期分离之苦，经受了政治斗争风风雨雨的严峻考验，以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团结一致，同甘共苦；以满腔的热情，高度的责任心，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勤奋工作，踏实任教，把我们的知识才智，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高原，胜利地走过了人生旅程中最有意义的一段路程。尽管我们每个人都被强烈的紫外线晒黑了，身体累瘦了，大部分同志的体重都下降了十几斤以上，但我们觉得为祖国大家庭的繁荣和统一，做出点自我牺牲是值得的。 在回到山东的欢迎大会上，我厅领导给予我们高度评价，我的女儿也没有忘记给我献上两个一百分。 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加强教育援藏，我们和西藏人民才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更有效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促进各民族大家庭的共同繁荣，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援藏，意义重大，虽苦尤乐。 作者：李崇岗 搜索 复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