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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4年暑期高中毕业的，也曾想过考大学。 1976年就报考过。当时我幼稚地想，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次高考，说是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我怀着希望报了名，并积极复习功课。 可是，料想不到的是，参加公社里的考试名额有限制，要大队推荐，而且每个大队仅两张推荐表，且就分配给别人了，哪有我的份儿？我们的校长吴德礼一连往公社跑了几趟，求这个官，拜那个头，总算勉强要了张大队推荐表，参加了公社的考试。 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公社出榜了，公布参加县体检的名单。我满怀信心地去看榜，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当时，有人气愤地说：“这哪里是考试啊，是考‘爹’”！回到家里，我在日记本上写了首题为《看榜》的小诗，来发泄心中的愤懑和对招生制度的不满：“榜前围满人，议论乱纷纷。忽闻高声喊，‘录取啥标准’？有人哈哈笑，何须来发问。有‘人’没有‘人’，录取作标准。” 1977年11月21日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屋里听小喇叭。忽然一个重要新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小喇叭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播发了恢复高考及其招生条件的消息。新闻里说，实行高考制度改革，应届、往届都能报考。记得报名条件还特别强调，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 我还是在将信将疑。 第二天，学校里很多老师都为我高兴，说是机会终于来了，好好准备下参加高考吧。我不以为然。这次，真的可凭成绩改变命运了？ 大概是11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的校长吴德礼从公社开会回来，说：“我替你报上名了，报的文科。5毛钱的报名费我出，好好准备吧。” 说着，递给我一张纸片，是准考证。好在文科只考政治、语文和史地，有点心动了，找出破烂的课本，在繁忙的毕业班教学之余，有空就蜻蜓点水般看几眼。 全省统考的时间是12月23日至25日。那时，公社对参加高考的考生非常关心。因为要自己带着被褥去丰县中学参加考试，22日下午，公社还专门安排一辆卡车送我们到丰中东院。考生安排住在教室里，打地铺。除了被褥，我还带着一只父亲织的麦秸苫子。我发现，一起来考试的考生年龄大小不一，应届生才十七、八岁，老三届的大多都三十多了。 考试第一场是语文。我平时喜欢文科，当时还在学校教着初中语文，自然不在话下。记得第一题是解释5个成语中加点的字，有“束手无策”、“万马齐喑”等，对我而言是小菜一碟。作文题目是《苦战》，写一篇记叙文，很快完成了。最后还有一道附加题，文言文翻译。好像是韩愈的《师说》片段，有点难度。我看时间充足，也做出来了。 数学本来就没学好，过了三年，忘得差不多了，自然没做完。 等着，盼着。虽然一直没有录取的消息，但我仍感到那是一个充满暖意的冬天。 1978年4月9日，我接到了沛县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父母高兴得落泪了，村里的父老乡亲也一拨接一拨地前来贺喜。尽管没能跨进高等学校的大门，有几许遗憾，毕竟，这一走就吃计划了，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了。这是农家孩子梦寐以求的出路啊！ 当天的日记，我也写了首小诗记下当时的心情：“手捧通知书，两眼喜泪出。感谢华主席，招生改制度。量才举贤能，描绘四化图。吾应多努力，发奋苦读书。” 那年4月15日，我揣着入学通知书，离开了生活了24年的张后屯。
1978年10月沛县师范学科竞赛优胜者与老师合影
与同学合影留念 多少年后，我查阅资料得知：那次高考，全国570万考生赴考，27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为4.8%，为高校招生史上录取率最低。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来形容，恐怕也不为过。 今天，除非亲身经历，人们大概很难理解那场暌违11年的考试，给当时的年轻人带来了如何光明的希望和怎样不同的人生际遇。
作者：张君业,丰县卫计委退休干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