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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心沥血育人才 王金文 教育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把科教兴国作为大政方针，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 我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经历了十年动乱，当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时仍然心有余悸，就在七七年秋，社会上已经风传有可能恢复高考，我在的寿光中学（当时的“寒桥中学”）革委主任在教师会上说：“这不可能！”直到国家正式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学校才不得不指定几个教师组织学生辅导，这时周围其他公社早已办起了高考辅导班，我和另外一位老师辅导语文，他辅导议论文，我辅导记叙文。 学生们热情很高，来听课的将近二百人，年龄大的有三十多岁，小的只有十六七岁。学校腾出了一口教室，教室里除了有一块水泥黑板，还有一张破课桌作为讲桌。学生们有的坐个小马扎，有的从院子里捡块砖头坐，有的弄张报纸坐；来的早的在教室里面，来的晚的就趴在窗户上、门口外听课。 我的记叙文辅导只有六节课，分三天上。我先讲了一些作文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然后拟了六个题目，其中以《我的一天》、《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过去的一年》为重点练习题目，要求学生回去作了交上来，可是近二百人听课，交作业的只有十几个人，而且水平很低。我就对这十几份作文作了讲评，又亲自写了一篇作文在班上念了一遍，谁知念完之后学生们就嗷嗷地喊：“老师，再念一遍，再念一遍！”我就又念了一遍。下课后，有好几个学生围着我要底稿，我跟他们说：“我这篇文章只是帮着你们开拓开拓思路，你们不一定非照着写不行；再说，考试也不知道出什么题目，你拿了去也用不上;就算是出上这个题，你们也不能照着抄，都一样不就坏事了！”我没有给他们。但是，后来在我隔壁复习的一位同事的兄弟和他的两个同学找到我，缠着我非要底稿看不行，我起初不答应，但是经不起他们死缠硬磨，最后，我说：“只许看，不许抄，更不得外传！”他们千保证万保证，我才给了他们，并要求半小时后送还。谁知他们拿去之后，我再去要的时候，他们关上门，怎么叫也不开。因为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只得回去睡觉。第二天他们才给我送去，我再三叮嘱他们不得外传，但是，几天后他们告诉我，他们把抄件放在桌子上，被其他同学看到了，他们拗不过，还是被其他同学拿去了。我把他们狠狠地批了一顿。 不知什么人把我出的几个练习题传到了一位革委成员耳朵里，那位革委成员嗤之以鼻说：“出了些啥题！”我虽然心里不服，但仍然有些惶惶不安，深怕不知什么时候又要挨批判。 那年高考是各省分别命题，《我的一天》被山东和云南两省采用了，我出的其他几个练习题也全部被其他各省市采用了，虽然字面不完全相同，但内容和形式完全相同。高考结束之后，接着是中专考试（那时高中毕业生也参加中专考试），许多考生慕名而来，我给他们出了一个练习题《记一次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结果山东省中专作文试题是《记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一些老师说：“又被你押上了！”我说：“我出的是练习题，碰上了是碰巧了。” 七七年高考是分点阅卷。青州是一个阅卷点。青州和寿光相邻，卷还没有阅完，就从青州传来消息：“寿光出了范文，范文判0分！”于是，学校革委会主任又在全校教师大会上批上了：“有的老师糟蹋学生，作范文！”因为没有点名，我也就忍气吞声作罢。 初榜分下来了，寒桥公社和邻近的稻田公社、纪台公社都是15人上线。但是后来正式录取的，稻田公社和纪台公社都是3人，而寒桥公社是13人。这时又从县里传来消息：“人家寒桥分高啊。” 拨乱反正使教育走上正轨。一九七八年，“寒桥中学”更名为“寿光三中”，被确定为县里的重点高中，原来的革委会解散，革委主任和那位革委成员都被调出，我被党支部和校委会指定为语文组副组长和班主任，从此，连续13年送毕业班的生活开始了。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历了十年动乱后，国家急需人才，作为一名教师，为国家培养人才责无旁贷。刚恢复高考制度那几年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片面追求升学率使学生高分低能现象十分严重。疲劳战术、题海战术、死记硬背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法宝。 作为一名老教师，我深知片面追求升学率误人误国，于是，我总结了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一方面改进教学方法，一方面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在语文组我首先倡导开展课外写作活动，每年都在全校举办新年征文活动，并且积极参加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征文活动。在学校领导支持下，全组老师共同努力，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热爱写作蔚然成风。一九八六年，寿光三中语文组获得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征文唯一的集体奖（组织奖）。现在闻名全国的新闻记者刘鉴强就是在那时脱颖而出，后来走上记者之路的。寿光三中的语文高考成绩历年来也是在全县名列前茅。 我的家在农村，一家八口人，老的老，小的小，老婆还有病。农村刚实行责任制的头两年，我们村搞了个土政策——按劳力成数分地，按人口往队里缴粮缴柴草。我家八口人只能分一个整劳力的地，却要缴八口人的粮和柴草，这样，我就是全部缴上也不够。那两年，我不仅要在学校送毕业班，还要回家顶整劳力，到头来，一家人还是没吃没烧，生活困难到了极点。学校领导知道后也尽量给予帮助，我从来没有因为家里有事而影响工作。一九八四年，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的家属农转非，解除了后顾之忧。 指导学生改进学习方法是我当班主任的工作重点之一。反对死记硬背，提倡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反对疲劳战术，严禁开夜车，按时作息，劳逸结合，提高效率；反对题海战术，提倡动脑筋，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重视研究题目分类及其规律。这是我经常跟学生一起探讨的重点。学生们在掌握了好的学习方法之后，学习效率明显提高。许多升入大学的学生给我来信时经常提到中学的学习方法在大学很管用。 发现人才，精心培养，使之成才。梁立明是80级学生，升入高二后（那时初、高中都是二年制），我接任班主任。我发现这个身材瘦小、穿着破旧的学生，上课时反应特快，便到他家作了家访，见他家连院墙都没有，家境十分贫寒。他父亲是老高中毕业生，说起来还是老校友，我便对他父亲说：“老梁，这是个人才，你要投投资，首先保证立明的生活。”他父亲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配合得很好。我见他基础不是太好，成绩平平，就重点指导他改进学习方法，一学期下来，他就成了班里的第一名。第二学期预选考试时，他在全年级8个理科班（其中两个复课班。那时复课班是升学的主力，应届生能考住的寥寥无几。）中，遥遥领先地考了第一名。高考时考入全国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后不几年就获得4项省级科技进步奖，并与其他三位同事一起研发了面粗质次猪皮制革新工艺，使我国这个猪皮生产占世界第一但因面粗质次不能加工出高档皮革的国家，改进了工艺，产出了高档皮革，为国家换回了巨额外汇，因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科技日报》在发表他的事迹的报道中说：“这是膺此殊荣的全国最年轻的专家。”李鹏总理夸赞他们说：“你们为国家办了件大好事。” 扬长克短，全面发展，培养合格人才。肖龙旭，第二炮兵装备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研究员，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2项，为我国的导弹发展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并获全国“当代发明家”荣誉称号。媒体报道只说肖龙旭上了一年高中就考了全县理科第一名，但从没有人说他这个第一是怎么来的。 肖龙旭是寿光三中七九级一班的学生。这个班是当时学校里办的一个110人的快班，就是一年上完两年的课，当年参加高考。肖龙旭刚上高中时，数理化成绩好，但语文成绩很差，头几次小考只考20多分，在全班是倒数二、三名。因为这个班是快班，学生又特别多，所以学校安排了三个班主任，一位负责抓思想、纪律，一位负责抓生活卫生，我是负责抓学习。我经常跟学生讲要扬长克短，而不是截长补短。对于肖龙旭的语文成绩，我很着急。我知道偏科是不容易纠正的，特别是语文，有的学生因为语文差，连复数年课成绩一点没有长进。要帮助他提高语文成绩，首先要让他明白语文学习的重要性，纠正重理轻文思想，然后还要让他明白学语文学什么、怎么学。在明确了这些问题之后，还要具体的给予一些指导，及时的给予鼓励。这样，他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成绩有了显著提高，高考时语文得了68分（百分制,这在80年已经是较好的成绩了。）总分列全县第一名，被第二炮兵学院录取。 这个班高考过后，我的两个搭档都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癌症，不久先后去世，而我又不间断地送了9届毕业生。我一米七四的个子，体重只剩下113斤。 我觉得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显著区别是：应试教育只抓尖子学生，置成绩差的学生于不顾。我在班主任工作中力求全面照顾，发挥每一个学生的特长，使他们都有进步。 杨光杰是82级一班学生，他是高二时从普通中学转学到重点高中来的，高一时没学英语，其他科也不好，编班时是班里的倒数第一名。这个学生性格内向，基础很差，脑子也不怎么好使，但他学习很刻苦。由于过分努力，得了神经衰弱，经常失眠、头疼。我在过去当兼职校医期间，学过针灸，并用针灸治疗神经衰弱取得良好效果。受家长的请求，我天天给他义务针灸治疗，在扎针时随时做些开导，帮助他消除自卑心理，改进学习方法。经过几个月，神经衰弱好了，学习也上去了。高考时考入大学本科，消息传到他们村，村里人都不信，说：“他能考上大学，咱村里一个也剩不下。”现在杨光杰已经是大学教授。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一辈子是普通的中学老师，而我的学生们不少人已经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有些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他们都在为党、为国家做着自己的贡献。我已经退休十几年了，我为我的学生们自豪。 退下来的十几年中，我克服年事已高，记忆力差的困难，自学了电脑、英语，经常辅导我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学习。他们现在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上高三已经通过自主招生考试，有的在初中学习，成绩都比较优秀。 作者职务：退休教师 年龄：73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