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划执行：张 楠 刘 畅 1977年，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当年千百万学子、知青的人生转折，更是一个国家的命运拐点。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时光荏苒，四十年已过，高考已经不再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它仍然对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让我们通过史料、通过当年招生工作人员的讲述、通过“家”人的故事，一起走进1977年恢复考高的前前后后。 邓小平一言拍板：今年就改！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 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一锤定音 1977年8月4日至8日，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是按其要求找的“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 这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5天全部是自由发言。在邓小平的引导下，大家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破坏科学教育的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此时，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已经形成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较以往有突破，在工农兵学员之外，决定试招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同时将上大学的门槛由初中程度提升至高中水平。但是，招生工作总的原则依然是沿袭“文化大革命”中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 邓小平最初是“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的，因为在他的设想中，恢复高考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然而，在座谈会上，他改变了想法。 8月6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在发言中称，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主要是因为招生制度有问题。他呼吁：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大家纷纷建议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招生晚两个月。他们说，如果不实行高考，这次又要按推荐的办法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了。
8月13日，教育部再次召开1977年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当时“两个凡是”思想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等诸多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开到中秋。对此，有人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关键时刻，邓小平又说话表态了。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负责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 随后，刘西尧向招生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会场反应强烈，此后形势急转。《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达成了一致。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该《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扩大招生范围 放宽招生限制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的时代背景下，恢复高考这个决策，事关社会走向，事关十年积压的几千万知识青年的出路、前途和命运，其中的许多政策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千方百计为广大知识青年获得上大学的机会排忧解难。 1.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范围，为广大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大学创造条件。 恢复高考，主要指的是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升学考试制度。但是，十年积压的数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他们应该占多大的录取比例？邓小平根据应届毕业生的情况认为：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录取比例，应届高中毕业生占省、市、自治区招生总数的20%～30%。 2.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知识青年上大学制定特殊政策。 对于“老三届”学生这一在特定年代形成的特殊群体，邓小平十分关心。1977年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通过严格考试从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上大学。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他又两次谈到下乡知青的报考问题。正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文件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取消了其他限制。所以，在1977级、1978级两届大学生中，年龄、经历差别很大，夫妻同校、师生同读的现象不少。 3.修改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 以审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学校录取工农兵学员的主要依据。一项政审，曾断送了多少有为青年的读书路。受“文革”影响，1977年教育部最初起草的恢复高考的招生工作文件中，对录取的政治条件规定得依然很细，罗列了许多“左”的条条框框。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满。9月19日，他对教育部负责人提出严肃批评：“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最后形成的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文件规定：招生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 高考闸门再次开启 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城乡。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就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么多考生的试卷纸张。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最终，1977年录取新生27.3万人。 山东：80万大军过独木桥 马庆水 从1973年起，我就在山东省教育行政部门参与招生工作。当时省里每年下达一个招生文件，把招生名额下达到各地市，谁能上学、上哪个学校，由地市领导决定，招生学校再到地市去带学生。地市和招生学校有时对某个学生够不够录取条件会有不同意见，发生这种情况时，省里再进行协调，实际上决定权是在地方领导。 迟迟没有正式文件的第一次招生会议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招生会议，是1977年6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会议开了22天。山东的与会代表是时任省教育局副局长的宁汉戈同志和我，我当时是计财处副处长。那时人们思想还禁锢得厉害，再加上1973年辽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影响，所以会议基本坚持“十六字方针”。 会后我们回到山东，就如何贯彻会议精神，根据会议文件（草稿）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包括省里贯彻的意见、省招生会怎么开、起草领导讲话稿等，准备等教育部的正式文件下发后，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开始招生工作了。然而到了7月份还不见教育部的正式文件，领导请示教育部，得到的答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我们心中焦急万分，再不下发文件、开始布置可能就要耽误当年的招生工作了，连忙请示宁汉戈同志，他的答复很坚决：“不见红头文件不能开，你们做好准备工作，文件来了再开。” 划时代的第二次招生会议 1977年8月9日，还在焦急等待文件的我们突然接到教育部通知：11日到北京饭店报到，开招生会。这次还是宁局长带我去的。报到之后，我们问工作人员，不是开过招生会了么？为什么又开？得到的答复有点匪夷所思：“不知道，你们先学习邓副主席的‘8·8讲话’。”讲话是记录稿手抄件，内容是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华东组近20位代表只给了一份。因为我是代表中最年轻的，大家让我负责给每人抄一份。我用复写纸抄了一夜。
第二次招生会议是以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8·8讲话”为主题，讨论如何改革现行的招生办法。讨论的主题是能不能直接从高中生中招收大学生、如何招收、能不能恢复“文革”前的招生制度。尽管邓小平同志在“8·8讲话”中已经讲了“从高中生中直接招生，我看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但是由于“两个凡是”思想在当时仍占主导地位，大家老想从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中找到依据，可是从哪里也找不到毛主席说过可以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学生，只讲过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 僵局一直持续到9月19日，深夜12点多，会务组通知全体代表到教育部五楼会议室开会。刘西尧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9·19讲话”，刘西尧同志在台上一字一句地念，我们在下面一字一字地记，大家生怕漏掉一个字，所以当他念得稍微快一点时，下面就会说：“请部长慢一点，记不下来。”我至今仍记得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他对教育部领导说：“你们为什么死抱住那个《纪要》不放？《纪要》虽是毛主席画了圈的，但毛主席画了圈的不等于全部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纪要》中讲，‘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黑线统治，这说不通嘛！”传达完讲话后，我们都很兴奋，这应该是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最早的讲话了。代表们一致要求：请刘西尧同志请示中央，这个讲话太重要了，应该印成红头文件，好向省委汇报。回到驻地，我把讲话主要内容摘要后用电报发回省里。本想发全文，但文字太多，怕花钱太多，所以只发了摘要。结果会后回到省里，受到省委领导的批评：“你们胆子好大，这么重要的讲话，竟敢封锁这么长时间。” 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讲话后，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的调子才算定了下来：废除“十六字方针”，恢复高考。 克服重重困难，两个月组织一场高考 回到山东，我们向省里领导汇报后，成立了以省委副书记高启云同志为主任的省招生委员会，下设招生办公室，宁汉戈同志兼招生办主任。10月14日，下达了《关于召开1977年招生工作会议的通知》，定于10月22日在济南南郊宾馆召开全省招生工作会议。至此山东的招生工作终于回归正轨了，相应的，命题、组织考试等一大堆工作也被摆在我们面前。 首先，从命题、印刷到试卷的运送、分发，要求万无一失。当时考4门课，理科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文科是政治、语文、数学、史地。我们挑选了几十名有经验的中学、大学教师，把他们封闭在长岛县的一个小岛上命题，不管发生任何情况，都绝对不能离开。命完题，这些老师又到印刷厂封闭起来印题。直到考试结束，他们才得以“解放”。 其次，高考组织工作也遇到了困难。当年报名的考生约80万人，这就意味着至少需要几十万令纸张，而一轻局的负责同志说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这么多纸。高启云同志听说后，对一轻局负责同志下了死命令：“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拦路抢劫也得把纸弄来，不然我拿你是问。”10月29日，教育局下发了《关于分配1977年招生用纸的通知》，提出根据国务院〔1977〕112号文件规定，今年招生实行文化考试，我省确定在十二月上旬进行。预计全省将有300万知识青年报考大学和中专，时间紧，任务重，从造纸厂生产任务中调拨40克油光纸103吨、60克书写纸100吨。后来，听说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也为高考让了路。 再次是庞大的考试组织工作。80万人考试，考场要设在乡镇学校，要求必须维持好考场秩序。阅卷工作也不能集中到省里，由各地市按标准答案组织阅卷，省里派出一批教师到各地对阅卷工作进行培训、检查和监督。尽管这样，阅卷标准的掌握上仍然有差异。后来经专家抽查，对个别掌握标准稍松的地区的考生采取提高分数录取的办法。 山东的考生百里挑一 山东当年招生人数是8000人，80万考生参与，录取率可谓是百里挑一。当时我们采取的录取办法是“段段清”：先录取300分以上的考生，等300分以上的都录取完了，再放出290分的考生名单。以此类推，上一个分数段的录不完，下一个分数段的不能放。那时要求严，社会风气也好，没人敢递条子、找关系，因此录取工作也没有受到多少干扰。录完8000人以后，我们发现还有不少“老三届”的学生，成绩很好，但受名额限制上不了学，又考虑到这些人年龄都在30岁左右，今后的机会不多了，因此，又动员高校多招了2000多人。至此，全省总共招生1万人，录取比例是80∶1，远高于全国的录取比例。 “家”人的1977 十二年后，终于圆了大学梦！ 崔广生
在我读高二那年，大学之门因“文革”关闭，我的大学梦就这么破灭了。 1968年夏天，我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当上了民办教师。虽然从1970年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我“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外祖父是“伪保长”、姨夫是国民党兵且地主出身，只能望大学而兴叹。 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我那颗几近麻木的心又激动起来，把床下10多年未动的、已经发黄的旧课本找出来，白天到校教学，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复习。高考那天，我这个年近三旬、拖儿带女的“老三届”与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包括自己的学生同入考场。结果，因为仓促应试，准备不充分，更主要的是那时“政审”还是比较严格，我的三个学生分别考上了大学和中专，我却名落孙山。 第一次高考虽然失利，但我却看到了希望，决心再拼一次。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78年6月，正当我再次向高考“冲刺”时，我的妻子在生第二个孩子时产后大流血，经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在医院一住就是十几天，身体十分虚弱。这时离高考只有20天了。我既要照顾病弱的妻子，照看年幼的孩子，又教着两个毕业班学生，便只能在晚上妻儿入睡后再复习。真是心力交瘁，几近崩溃。当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而我在不到20天时间里头发白了一大半。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以全县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被山东大学中文系录取。接到去教育局取录取通知书的消息时，我正在井边打水，当时欣喜若狂，将正在往上摇水的辘轳把一撒，接着在井边连翻三个跟头。十二年后，我终于圆了大学梦！ 我放弃了自己的大学梦 程相稳
年长我十几岁的大哥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以他为榜样，我从小就立志要考上大学。然而，因为“文革”大学梦破碎了，学制也缩短了，在中学匆匆度过5年后，我手持高中毕业证到县里最小最穷的工厂就业了。 高考制度恢复后，我心里开始挣扎。按当时的规定，我还没有超龄，只是我是已婚青年，并且有一孩子，每月的29元工资，交给父母10元，剩下的就是我一家三口的全部收入来源。我若去上学，29元财源将断，父母无工作，兄弟姐妹生活刚能自保，谁也没有能力帮我养家糊口。我试探着和我爱人商量欲参加高考之事，她马上就痛快地答应了。可没过几日，态度就变了，任你怎么说，一声不吭，再不然就默默流泪。后来我才知道，是她的一帮小姐妹吹了歪风，说什么他去上学，你们母子如何生活？他大学毕业后还能要你？ 一边是我的梦想，一边是严峻的现实生活，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徘徊了好几日。有一夜，我坐在被窝里思考，突然听到了爱人的抽泣声。在那一刹那我拿定了主意。第二天下班后我来到古城墙边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在家人和大学梦中间，我选择了挚爱的家人，然而，这意味着我从孩提时就憧憬的美好理想，真正的破灭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渐渐平静下来。回到家，爱人小心翼翼地问：“上学的事要不按你说的试一试？”我说：“再不要提什么大学了，我想好了，和你一起在这厂子里混，风雨同舟吧！”我本想幽默一下，脸上堆着微笑，可泪珠却又流了下来。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听任何有关大学的消息，甚至出发时无意路过大学门前也要赶紧绕开。直到现在，大学还是我心灵深处的一道伤痕。 一波三折的高考报名之路 口述：李振华 整理：陈敬刚
1977年是我从山东到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参加支边的第12个年头，这年秋天，从省城兰州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知青们无不感到热血沸腾，振奋人心。俗话说“年过三十不学艺”，当得知30多岁的我准备报名高考时，周围的朋友、单位的一些领导认为我是头脑发热、异想天开。在那些日子里，我除了完成必须完成的工作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全部浸泡在“书山题海”中，差不多每天都熬到深夜。 初冬季节，当看到墙壁上张贴的报名准则通知时，我仿佛掉进了寒冷的冰窟：按照政策规定，我不具备报名条件。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霎时间我感到万念俱灰，趴在宿舍的床上撕心裂肺地大哭了一场。当时我恨不能将复习资料全部付之一炬，从此手不染卷，彻底与书本“绝缘”。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约半个月之后，“确有专长或实践经验的人员可以适当放宽报名年龄”的附加政策又让我燃起了希望。凭借农机三级的技工证书，我觉得自己应该符合条件。由于当时的信息相对闭塞加之交通不便，直到报名结束前一天的晚上我才接到消息。一时间我感到欣喜若狂，由衷地感谢政府又一次使我拥有将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的机会，那一宿我几乎彻夜未眠。 第二天黎明时分，我就冒着凛冽的刺骨寒风骑行30余里的戈壁滩荒路，来到报名的部门，据理力争，开出了高考报名的介绍信。又立刻马不停蹄地骑行30余里赶往临近的火车站。当我赶到车站时，已经错过了时间，恰好那天的火车晚点发车，我这才有幸搭乘上了当天开往县城的唯一一班列车。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到县城高考报名处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收拾办公桌准备锁门了。经过一番紧张的交涉和忙碌，一张盖有县招生办公室公章的准考证终于发到了我的手中。此时此刻我才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高考的大门总算没有对我关闭。翌年，我考入了张掖师范院校数学系。现在，每逢高考时节，我都在心里默默地为孩子们祝福…… 扩招让我终于上了大学 侯德勋
1977年秋季的一天，我正在屋子里织布，突然听到小喇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心头为之一振。1965年我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虽然成绩优秀，进了本科线，但是因为奶奶是地主成分，父亲去了台湾，我最终名落孙山。 现在虽说机会来了，但当年因政审不合格而落榜的阴影挥之不去，因为怕历史重演，我就放弃了1977年的高考。后来，关于高考的信息纷至沓来，我知道了1977年已有大龄考生升上大学，也有出身成分不好的。1978年，在老师、同学和家人的鼓励下，我报考了大学。当时不用任何介绍信、证明信，只审查高中毕业证，政审从简从宽。 当年，我考了三百四十多分，听说人家308分都上了曲阜师院，我自以为胜券在握，至少上个师专没问题。没想到落榜这出戏又演了个“二进宫”。后来听师专的老师讲，我的问题出在各科成绩太平均，没有一科突出的，再说年龄大，人家青睐应届生。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没考上大学的消息，一时间传遍全村。村里的流言蜚语，甚嚣尘上。我只有保持沉默。不过我也没闲着，私下里去师专、教育局打听是否有扩招的消息。市里的两位女同志告诉我，扩招语、数、理、化四个大专班已是定局。她们询问了我的成绩后，肯定地说：“没问题，回去等着吧，恐怕要到年底了。” 这个消息我一直守口如瓶，就连家人也没告诉。终于，在阳历年前，一封临沂教育学院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姗姗来迟。我眼含着泪花，把通知书、报到须知等内容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终于上了大学。 结语
1977年恢复高考让所有学子看到了希望，激励着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很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对于国家来说，在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情况下，恢复高考及时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恢复高考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