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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执行：刘培龙 2016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我国正式步入“全面二孩”时代，这也标志着有着30多年历史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结束。 到今年的1月份，这项政策实施正好满一周年。从1月份到目前，从国家到地方的各个层面，关于全面二孩实施一年来的各种统计数据，也已陆续被公布出来。透过这些数据，我们看到了一年来全面二孩政策给我国人口带来的变化，也感受到了人口调控政策的能量和威力。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政策调查之下国人对于“生还是不生”这个问题的纠结、顾虑和困惑，政策落地元年人口也并没有像之前猜测的那样出现“井喷”，反而还有相当比例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二孩的积极性并不高。这其实也反映了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和趋势：一是生孩子如今已不是一个家庭添一双筷子的简单问题；二是应对老龄化，越来越不能仅靠着眼于人口规模和数量的计生政策红利，未来人口的优化，必须有新方式的转变。 那么，怎么转变？怎么让年轻人敢生又生得出、生得起、生得好？从个人、家庭到国家乃至整个社会，我们还需要做好哪些事情？ 本期，我们一起走进“全面二孩”这一年！ “全面二孩”这一年 从某种角度来讲，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的几次重大人口政策的调整，都对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往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着眼于人口数量和人口规模的调控，这一次当然也有此方面的原因，因为我国的老龄化在不断加深，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调越来越严重。那么这一次的政策转向，给我国人口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生了多少？ 1月22日，国家卫计委公布的2016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抽样调查推算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比上年增加13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86‰，比上年提高0.9个千分点。去年也是自2000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最高的一年。而在这1786万的新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占比超过45%，这意味着政策刚刚实施一年，全国新出生二孩及以上就已突破了800万。 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说：“二孩比重增长主要是由于政策调整的原因。”从二孩出生人口在全年新生人口中占近一半的数量上可以看出，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对促进人口增长的作用已经显现。 都是谁在生？ 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介绍，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能够有条件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大约有9100万左右，但这里面年龄大的人比较多，35岁以上的占了2/3，40岁～49岁的占了50%左右。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基本是70后和80后。但二孩政策落地后，和相对还算年轻、一孩较小而不急于生育二孩的80后相比，马上要错过生育期的70后反倒成了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第一年的主力军。 只不过，和纠结“生不生”问题的80后相比，70后纠结的是“还能不能生”，因为高龄产妇所带来的问题和风险赤裸裸地摆在那里。但70后成为2016年二孩生育的主力军也是由于政策才落地一年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二孩更多的将是80后。 有哪些地域和人群的差异？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这一年，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的效应显现也不尽相同。宏观上来看，东部出生的要比西部多，城市出生的要比农村的多。拿山东来说，二孩政策出台后，2016年的前11个月，山东新出生人口135万人，其中六成是二孩，达到80万，超过一胎数量，山东也被媒体评为“最敢生省份”。而事实上，能生的也不仅是山东，根据资料统计，河南去年新出生二孩达64万，广东也有40.78万，在这些传统人口大省，全面二孩政策公布后都有了生育潮来临的迹象。 当然，在上海、湖北一些省份，针对过低的出生率，不少卫计部门也不得不选择发公开信，号召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带头生二孩的鼓励方式。这种区别和差异，既源于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也源于公共服务、市场供给的资源限制。 “扎堆”高峰还会持续多久？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所带来的出生人口上涨已经有目共睹，那么2017年或者未来几年，二孩的出生会不会更多？这种扎堆的高峰还会持续吗？ 2017年比去年多，这点是肯定的，因为去年的二孩中，政策落地后的二孩还不是主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单独二孩政策下的孩子，所以全面二孩政策的效应应该到今年才会更加明显。按照一孩和二孩间隔一般在三到四年的时间规律，全面二孩生育的累积效应，应该会持续到2018甚至2019年，之后会出现拐点，生育高峰回落而趋于平稳。 所以，2017年到2019年的这几年，2016年那种生孩子各个环节“扎堆”的现象，暂时可能还不会有明显缓解。 “二孩时代”的纠结与困惑 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之前，最大的悬念和争议就是，有很多人担心放开之后会不会“井喷”？然而，南京大学人口学者陈友华曾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出现一定的生育堆积是非常正常的。如果生育政策放开之后都没有明显的生育堆积，那就太可怕了。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这个生育堆积太大，而是太小，太短暂。”因为，如果放开了二孩，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人口增加，那只能说明我们想利用计生政策的红利来应对老龄化等问题这条路已走不通。 虽然从公布的数据来看，2016年二孩数量并没有出现“井喷”，政策呈现出了积极的效果，接下来的几年也将会进一步凸显这个政策的威力。但具体到家庭个体的现实来看，民众生育二孩的意愿似乎并没我们预想的那样强烈。根据全国妇联的最新调查，有53.3%的受访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在城市，这一比例超过6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家庭不敢生或者说不愿生？是什么阻碍了他们？ 此前关于生不生二胎，网络上就流传过这样的段子：第一，必须有相处好的公婆；第二，必须有能帮忙的爸妈；第三，必须有靠得住的老公；第四，必须有懂事的老大；第五，必须有足够的假期；第六，必须有足够让你任性的钱。满足以上六点你就可以安心放心宽心地生二胎，否则建议慎重考虑。 虽然有点调侃，但从中也不难看出，生育成本、经济负担、照料负担等问题，已成为相当一部分家庭“不敢生、不愿生”的首要原因。而卫计委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因为经济负担过重、太费精力、无人看护等原因而不愿生二孩的家庭，分别占74.5%、61.1%和60.5%。 程女士（北京）：没有打算生二胎，因为我们本就是外地来京工作。目前有这一个孩子，从吃穿玩到上学等等各项花费，压力已经很大，加上我们在这里也没有社保之类的保障，再一生病就更负担不起，哪里还敢生二胎。 高先生（济南）：我和妻子所在的都是比较忙碌的行业，经常加班加点，自己带孩子根本没有精力。父母帮着把一胎带大，目前已经八岁，但再要二胎父母年事已高，都已无力帮忙。我们的收入也算是中等，可除去房贷、车贷及日常生活开支，如果再请个保姆就会比较吃力，而且请保姆带哪有自己带或者父母帮着带放心？所以，虽然还想要个女儿，但精力和经济条件确实不允许。 事实上，不愿生二胎的顾虑不单单来自于家庭，单位利益、女职工权益、个人职业考量等因素也是妈妈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是：一边是有人担心愿意生育的人太少，从而导致政策调控应对老龄化的力度；另一边却有各种机构明里暗里对女职工生育第二个孩子进行限制。 例如，媒体报道，河南某地中学女教师要想怀孕生子必须提前打报告排队；广东东莞某医院护士因没按顺序提前意外怀孕，被扣发奖金，取消评优，并延迟晋升。 张女士（郑州）：一直想要两个孩子，但当我真正符合条件、可以生育二胎时，我又开始犹豫了，单位的岗位基本上一个萝卜一个坑，一般情况下，女性员工怀孕生子之后，原有岗位就会保不住。 庄女士（武汉）：目前产假虽然有增加，但这依然不能满足育儿需求。我目前是公司高管，好不容易做到这一步，如果要第二个孩子，我必须辞职。老大之前就因为我们工作忙被放在了老家，后来回来上学还颇费一番周折。反正至少四五年内我不会再生第二个。 除了家庭因素及妈妈们自身职业发展等这些相对主观因素的考量外，不愿生二胎的顾虑还来自配套社会资源的紧张。从怀孕到生产，再到后期的教育，每一项的解决都并非轻而易举。 比如生育保障方面，目前虽然还没有到生育高峰期，但一些地区产科人员的压力已然增加不少。比如产检建档，很多产妇将目标锁定城市的三甲医院，这些医院的产床一床难求，很难建档，即便建档，从住院到进产房之前，往往只能住在走廊。 顾妈妈（上海）：女儿怀二胎的年龄已经偏大，又患有妊娠高血压，所以我们只能开车从40公里以外的镇上来市中心三甲保健院建档，因为这里的资源好，医生经验丰富，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前预防。实际上我们发现，很多年龄偏大的二孩孕妇和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都想往好医院里挤。 数据也显示，我国目前尚缺口产科床位8.9万张，产科医师5.3万人。但相关专业人士也表示，产床等医疗资源紧张也是结构性的、相对的，虽然三甲医院产床紧张，但很多一级医院、民营医院的产床却住不满。这种结构性的资源紧张，在很多省份也都出现——总量满足而优质资源紧张。 再比如教育方面，当前很多优质的幼儿园名额紧俏，很多家长为了求得一个名额需要彻夜排队的新闻也不少见。再就是，二孩没生下来之前有对应的生育保障体系，小学到初中有义务教育，但只有出生后到学龄前的这几年，国家相关保障缺失，属于空白阶段，而这段时间的保障，恰恰是考虑要不要二孩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里面也还有我们前面说的，因为年龄关系想生不能生的一部分因素。 所以，全面二孩落地后，政策允许了，经济、精力、照料等家庭因素可能不允许生；即便政策和家庭因素都允许了，来自外界的生育保障、孩子生下来后的社会保障不完善，导致“从娘胎里就开始排队和竞争”，也可能成为生育二孩的“拦路虎”。所以，政策放开，对于不少家庭而言，再生育也确实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能力。 如何敢生、愿生？ 从长期看，我国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不会改变，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不能阻止老龄化的大趋势，但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老龄化社会的进程。虽然暂时我们还不能清晰地判断全面放开二孩对人口结构产生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相当一部分中国家庭的家庭结构将发生改变，人们将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老龄化和人口的关系，从而形成更加理性成熟的生育观念，这种观念也必将进一步影响人口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科学，这也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利好。 那么，要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家庭敢生，还能“生得出、生得起、生得好”？当前最迫切需要社会、国家去做好些什么？保障些什么呢？ 首先经济成本方面，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化和经济的发展，养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导致生育愿望降低，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规律。所以针对经济条件方面的考虑，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要提高年轻家庭的收入，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对此主要依靠经济的发展来解决，这是最基础的一个方面。 但其实，当前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年轻人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孩子。比如在城市上班的女性，既要工作又要生育，孩子生了既要养育又要上学，一气下来十几年，女性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甚至会影响个人的职业发展及人生规划。所以照料和养育目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怎么解决？前面我们提到，当前的生育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让孩子出生前和上学后都有了相对的保障，而从出生到上学前这段时间成了空白，这一段时间恰恰成了很多职业女性面临的养育难题。那么，是不是可以由国家牵头引入社会力量、依靠社区来大力发展学前入托？同时，为减轻家庭生育二孩的经济压力，生育期间至上小学前的成本，是不是应该按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等，适当地由社会共同承担？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纺织厂女工生育三四个甚至更多孩子，但他们的工作很少受影响，为什么？因为他们上班时，把孩子送到育儿机构，下班顺路带回，并不影响工作。那时的育儿机构很多都是单位直接办的，非常方便和放心。而我们现在幼儿园是有了，但针对0～3岁这样的比较放心的育儿机构却非常少。 再就是，针对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状，国家是否可以考虑将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或者说，应该鼓励社会办学，同时对民办私营资本办学机构的考核，是否能够更加多元化多层次，更加公正公平一些？ 还有，对于职业女性生育二孩而不断引发劳动争议的现状，国家是不是给予其单位一部分相应的补贴和政策支持，以解除职业女性和所在单位的双重后顾之忧？针对当下妇产医院资源结构性不平衡、医生执业环境差、一般医院难留高端人才的现象，国家也应该出台相关更细化的政策加以调控和平衡。 此外，在解决系列政策配套问题的同时，从计划生育到全面二孩时代的角色意识转变同样关键。过去是关心一个家庭生几个孩子，现在转变为准备有孩子或者已经有孩子的家庭，怎样计划、怎样适应家庭的改变，为养育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支持，还有家庭父母角色的转变。 结语：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育下一代已不仅仅是家庭的事情，不仅仅是父母的事情，而是国家、各级政府、全社会都应该支持的一项国计民生。我国的计生政策发展到现在，全面二孩政策也已不是影响人口的唯一变量。作为国家计划生育的总开关，要发挥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期作用，必须要有配套政策的跟进。同时，应对老龄化，仅靠政策红利来调整人口规模和结构的作用也将逐渐减弱，未来人口优化的途径，必定将是提高人口综合素质，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