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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刘心武 刘心武 1942年6月4日出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等，并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作品以《班主任》而闻名文坛，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系列讲座。2014年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飘窗》。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但也仅是“到此为止”。我读张洁在她母亲去世后，以全身心书写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产生出一种类似嫉妒与怅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不管相互间爱极也能生怨，她们总算是相依为命，濡沫终老，一个去了，另一个在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书，为她立下一座丰脾。去者地下有知，该是怎样地欣悦！ 而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因为还有父亲，有兄姊，他们都很疼爱我，所以，我在浑噩中，往往就并未特别注重享受母爱，“最疼我”的也许确是母亲，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最”字横亘心中。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母亲在四川成都育婴堂街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在重庆，因为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所以母亲生下我不久，便依父亲来信所嘱，带着我兄姊们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岳县——“去逃难”，直到抗战胜利，父亲才把母亲和我们接回重庆生活。我童年和少年时代记忆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那时父亲在北京的一个国家机关工作，常出差，再后来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他都是早出晚归，并且我的哥哥姐姐们或本来就已在外地，或也陆续地离家独立生活，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 回忆那10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反正有的穿，不至于太糟糕，冬天不至于冻着也就行了。用的，如家具，实在太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肉、卤肉、泡菜、水豆豉、赖汤元、肉粽子、皮蛋、咸蛋、醪糟、肉松、白斩鸡、樟茶鸭、扣肉、米粉肉……等“常备菜”，那色、香、味也是无可挑剔，绝对引人垂涎三尺的。而我在那10年里，天天所吃的，都是母亲制作的这类美味佳肴。母亲总是让我“嘿起吃”(四川话，意即放开胃吃个够)。父亲单位远，中午不能回来吃，晚上也并不都回来吃，所以平时母亲简直就是为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制作美味。“妈！我想吃豆瓣鱼！想喝腊肉豆瓣酸菜汤！”于是，我坐到餐桌前，便必然会有这两样“也不过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时我恍惚觉得这在我属于天经地义。附带说一句，与此相对应的，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我自己要钱买零食，她也是很舍不得给的。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红果条、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虽不至于没收，却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将所意会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 母亲在“饲养”我饭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地指认为是对我的“娇惯”和“溺爱”。但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胡同的机关大院里，各家的邮件，特别是所订的报刊，都需要从传达室过，如果成为一个邮件大户，当然就更难逃脱人们的关注与议论。令邻居们大为惊讶的是，所订报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我订的。那样多的报刊，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一个幺儿子花这么多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其实邻居们还只注意到了订阅报刊上的投资，他们哪里知道，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物上的投资，还有我上高中后，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到1959年，我大约没放过当时任何一部进口的译制片，又由于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所以我那时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出的每个剧目都看了。因此，如果母亲不在我的文艺爱好上，如同饭菜上那样“纵容”与“溺爱”，我当年岂能汲取到那么多(当然也颇杂芜)的文化滋养呢？ 就在母亲那样的养育下，我便俨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乱给一些很高档的报刊寄起稿件来。不消说，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终于在1958年，我16岁上高二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 在我来说，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桩事。在我母亲来说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她不欣喜若狂吗？ 不，母亲或许也欢喜，但那欢喜的程度，似乎并没有超过看到我在学校里得到一个好分数一类的常事。 母亲1988年病逝于成都。她遗下一摞日记，1958年是单独的、厚厚的一本，几乎每天没有间断，里面充满许多我家的琐事细节。我找来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铅字这桩在我来说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只字未提。 我的母亲是个平凡至极的母亲，但她那平凡中又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她对我的那份爱，我在很久之后，都并不能真正悟透。 1959年，我在高考时失利。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固然学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但那里也有某些不那么特别要求进步、家庭也不那么困难的学生，几乎天天跑回家去，放弃学校的伙食，跟我一个班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 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并且也不曾设想过我会耍赖——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平心而论，一般的书藏还颇丰，因此也渐渐引得我着了迷，几个月后，我也就习惯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泡一天图书馆的情形，竟也出现过几次。 不过，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在同学中，还是属于多的。因此那时我在同学中，显得颇为富有，有时候买些伊拉克蜜枣(那是当时市面仅有的几种不定量供应的食品)，请跟我相好的同学吃。 1960年冬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问题在于：北京的这个家，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下一间呢？但父亲却把房子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地生活。父母迁离北京后的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1966年春天，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母亲很快寄来了一床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为你寄上一床……”睡在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父亲逝世后，母亲在我们几个子女的家里轮流居住，她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人格尊严，坚持用自己的钱，写自己的日记，并每日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在与子孙辈交谈时，经常发表她那相当独到的见解。比如，她每回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总要说：“这个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赏比如说林斤澜那样的作家写的味道相当古怪的小说……她的行为也仍充满勃勃生气，比如收认街头纯朴的修鞋匠为自己的干儿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亲因身体极为不适，从二哥家进了医院。在我们子女和她疼爱的孙辈都到医院看过她后，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护士给她扎上的抗衰竭点滴针，含笑追随父亲而去，给自己无愧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清爽的句号。 静夜里，忆念母亲，无端地联想到两句唐诗：“唯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那本是唐人钱起为日本僧人送行而写的。营造的，是一个法舟在海上越飘越远，那舟窗中的灯，却始终闪亮在诗人心中的意境。我却觉得这两句诗恰可挪来涵括对母亲的忆念。她遗留给我的明心之灯，不因我们分离的时日越来越长而暗淡熄灭；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闪亮得愈见灿烂，只是那明心之光润灵无声，在一派肃穆中伴我始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