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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由于敌人一心想要给俺家斩草除根，此时我已经在地下党的关怀下，改名从张店到济南上学，开始不知父亲牺牲和家中的惨状，母亲怕我被敌人找到，暗暗的借了四块银元（至今保存）让马庄我表哥杨景红来济给我送钱送信，并嘱咐我快离开济南，远走他乡，保住性命。表哥走后，17岁的我上哪去呢？白天到郊外游荡，晚上回学校睡觉（当时的山师附中现在的省委大院）。一天半夜,“哐啷”一声响，把我和同学惊醒，门口进来三个国民党官兵，又从窗口跳进两个警察，荷枪实弹，不让开灯，打着手电问：“谁叫王玉祥（我原名）？我！我们是济南城防司令部的，你被逮捕了。”几个军警把我围住，待我穿好衣服，给我戴上手铐，打开电灯翻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就把我带到东守卫室，打电话说：“报告王主任，（后来知道是第二督查区主任），我们已将王玉祥捕获……”。出了东门坐上刑车，黑乎乎不知去向，后来知道这是商埠军警宪第二督查区。当天晚上把我关进一个小黑屋里坐了一宿，里面闷热蚊子咬，次日早上中午没给我一滴水喝，一口饭吃。下午二、三点审讯开始。一进门，就把我踹倒在地，接着吼叫着问：“你是八路对不对，谁是你的上级？”“你们有多少人？”……软硬兼施，我一概不知道。连续折磨我两天，打得遍体鳞伤，两天给了我一碗水和一个窝窝头吃。第三天又用刑车把我拉到馆驿街西口国民党济南城防司令部（现在军用招待所）。刚下车就审讯开始，又遭一阵毒打，满身是血，傍晚把我押送到小纬北路国民党政治看守所（现在的天桥区教委），进牢房前把腰带解下，口袋的东西掏光，我被关进小东屋，里边已有两人，地上铺着一张苇席，大小便都在屋里一个瓦罐里，又脏又臭。大小便、咳嗽要喊“报告”。门外站岗的不说行，你一动就要挨打。我刚去时不懂规矩，咳嗽了一声，莫名其妙的挨了一顿枪托子。一天只让吃两顿饭，每顿给一个小黑窝窝头，仅允许喝一碗水。每天下午放风10分钟，倒便罐。一次出门倒便罐（抬着）绑得我太紧，无法抬，我用手扒了一下绳子，被打得嘴流鲜血，说我想逃跑。在里面关了半个多月，同屋里两个政治犯非常同情我，给我出了不少点子。后来用铅笔头写了个纸条，折叠起来贴在碗底下，让一个送甜沫的大嫂带给外面的“亲人”，让他们知道我被关押的地方好营救。在这期间，又审讯了三次，我仍坚持什么都不知道，每次都打得我遍体鳞伤，至今留有几处伤疤，我回到牢房两个难友就鼓励我“咬牙顶住，你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旧历九月初五那天，一个当官的二个当兵的把我五花大绑押着让我找保人，先到了天桥北河边上，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卖豆腐脑的徐立海叔叔那里，他不敢保，便拿钱雇了三辆洋车，指使我到学校找保。到学校后同学们把我们团团围住，问长问短，为我鸣不平。学校打铃上课也不听，不知谁大喊一声：“要为王玉祥鸣不平，保障人权。”于是同学们涌向校长室，要求学校作保，校领导答应了大家的要求。旧历九月九重阳节那天，教务主任马子实（地下党）代表学校把我保出领回学校。老师和同学们有的给我送东西吃，有的给我钱治伤，情同手足，终生难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