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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甜 编者按：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10年前，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家》刊采访组分两队采访了山东参加过长征的11位老红军。10年过去了，山东全省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仅剩下了4位，而其中，身体条件还允许接受采访的就只剩下1位了。 80年是太长的一段岁月，可以长到见证一个国家从风雨飘摇走上民族复兴的大道；也可以长到代表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不能再为你讲述过往，你只能埋首到故纸堆中去寻找那一个个名字和故事。 那么，时隔80年，我们该如何去纪念“长征”？ 今年5月，本刊发起了“重走长征路·寻找长征精神”的号召。9月1日，由山东省委老干部局组织发起，《家》刊具体承办，由12名红军后代组成的“齐鲁红星长征队”开启了他们重走长征路的征程。 组 团 “齐鲁红星”是参加重走长征路的12名队员，经过商讨为自己团队命的名。因为都来自山东，所以谓之“齐鲁”，因为都像父辈一样头顶红色五角星当过兵，所以命名为“齐鲁红星”。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是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比较大的一件事，所以，各个层面上组织重走长征路的不在少数。但与其他团队不同的是，“齐鲁红星长征队”的队员们离那段历史更近，因为他们都是听着父辈的长征故事长大的；另外，他们重走长征路的心愿也更强烈，因为那是他们父辈走过的路，里面有老一辈的苦难和辉煌。 齐鲁红星队员方晓江的手机里保存着父亲方正的回忆录。 1934年10月11日，担任中央教导师政治部宣传干事的方正，跟随部队从瑞金开始向西长征。为什么要长征？长征要去哪里？方正和其他很多战士一样，不清楚。几十年后，已是开国少将的方正回忆当时的情景，填词一首，最后一句是：萧萧秋雨里，挥泪看长征。 方正的回忆录中，关于长征的章节并不多，但在最后，他写道：“如果说，我的革命信念是萌发在长沙城下，奠基于红校之中，那么，这个信念的进一步升华和坚定是在长征路上。”“几十年来，每忆及长征，我总禁不住在心里呼喊‘长征万岁’！” 长征一路包含着多少血泪，又如何锻造了父亲铁一般的信念，方晓江只从书本里揣摩过。重走父亲走过的长征路，去实地读懂父亲，是方晓江藏在心底的情结。 齐鲁红星长征队队员金玲，计划和老伴华青带着5岁的孙女靓靓一起重走长征路。虽然，这一路紧张的行程安排，对她和老伴来说都会是一场不小的考验，但他们还是坚持要带小孙女去，只为了两个字：传承。 1935年5月24日，红1师1团经过80公里急行军，首先赶到并抢占了安顺场渡口。大渡河这一段河宽300多米，水深流急，浪声轰鸣。蒋介石就想利用这一天堑，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南岸，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时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的李水清，面对湍急的河流为十七勇士做战斗动员。他代表政治部，发给每位勇士一条印着“祝君平安”的白毛巾，一个搪瓷碗。并告诉勇士们，这次战斗不仅关系到渡河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将来中国革命的成败…… 几十年后，十七勇士已相继离开人间，曾有记者采访老将军李水清长征的经历，老将军说，每想到长征时的战友，总感觉到不平静，好像那些战友们都在注视着我，所以我愿意去讲长征、讲革命、讲传统，这是幸存者的责任。 如今，李水清将军也已经去世快10年了，作为他的女儿，金玲和老伴带着小孙女靓靓去过很多父亲战斗过的地方，重走长征路对他们来说是圆梦，也是幸存者责任的延续。 还有老将军周水朵的儿子、女儿、儿媳；老将军况开田的女儿；老将军彭显伦的儿子、儿媳；老红军王旭光的女儿等等…… 时隔80年，他们在长征精神的感召下，在对父辈的怀念和敬仰中，组成了一支重走长征路的队伍，准备出发。 出 征 曾有人在总结红军长征胜利原因的时候，把红军平均年龄小，作为红军战胜恶劣环境和生活困苦的原因之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年龄小，虽然身体累但恢复得也相对快一些。当年红军长征时，各部队里主要将领的年龄大都在二三十岁，红军队伍里的娃娃红军也比比皆是。齐鲁红星长征队里有几位队员的父亲，长征的时候就只有十几岁。 如果与当年的红军相比，齐鲁红星长征队队员们的年龄就大了太多了。当年红军队伍里，年纪最大的是徐特立——57岁，而齐鲁红星长征队除了5岁的“小红军”靓靓，年纪最小的也已经61岁了，大都是年近70的爷爷奶奶们。 一帮爷爷奶奶辈的人去重走长征路，即使当年荒凉艰险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今非昔比，即使路途有车坐、有衣穿、有饱饭吃，但还是让旁人捏了一把汗：心脏不好的、肺不好的、腿关节不好的、高血压的、高血糖的……特别是队员王青华，本来肺部就有损伤，乳腺癌手术后放化疗又加重了损伤，呼吸功能、心肺功能都受损了，能过得了高海拔的夹金山吗？“能！就是因为身体大不如前才一定要去重走长征路，以后就更没机会了。”王青华掷地有声的话代表了每个队员的心声。齐鲁红星长征队还没出征就已经抱定了必胜的信念。 当然，必胜的信念还来源于万全的准备。出征前，齐鲁红星长征队两次召开预备会：首先选举了核心领导班子：老大哥周量任团长，负责全团的战略方向指挥；方晓江任政委兼后勤部长，负责全团的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彭勃任宣传部长，负责讲授长征史、记录和对外联络宣传；董金杭任宣传部副部长，协助做好宣传工作。为加强路途上的医疗保障，长征队任命王建军为卫生部长，王青华为红军医院院长，负责全团的医疗保障；任命况中丽（耿岩）为收容队长，负责路上收容工作并协助做好医疗保障工作。 8月31日，济南秋高气爽，齐鲁红星长征队全体队员统一着装，到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举行出征仪式。在飘扬的队旗下，他们面向老战士纪念墙一字排开，敬礼！宣誓！而后，他们又分别到父母的墓前鞠躬、辞行。作为曾经的军人，他们将踏上英雄走过的路，去寻找长征精神；作为英雄的儿女，他们将踏上父辈走过的路，去寻访父辈的苦难与辉煌。 艰 辛 长征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她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还在于她创造了人类的奇迹。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撰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序言中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的。”你如何想象一支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缺枪少弹的部队，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爬雪山、过草地，一次次濒临覆灭却最终取得胜利？但红军做到了。 关于长征路上的艰辛，周量团长的父亲周水朵在回忆录中有部分描述。周水朵长征时只有16岁，1935年春调任红六军团供给部机关当司务长。红六军团是最后过草地的，当时全军断粮，地上能吃的东西又已经被前面过去的部队吃光了。为了活下来，首长的马匹被杀掉了，包括皮鞋、皮带、皮包、马鞍子，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吃了。有的战士因为不慎吃了有毒野菜牺牲了，有的战士连冻带饿没有撑下来。没有人统计过，在这种超自然的极限条件下，牺牲了多少红军。但仅一个红六军团倒在草地上的指战员就有750人之多。 按照行程，齐鲁红星长征队要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梦笔山两座雪山，然后到达红军经过的茫茫大草地。虽然已是9月，山路上已没了积雪，气温也有十多度；虽然如今齐鲁红星长征队可以坐在车上，沿着盘山道翻越雪山，但大家仍不敢掉以轻心。卫生部长王建军在车上教授大家预防和克服高原缺氧的注意事项，红军医院院长王青华临时组建了抢救队以防不测，收容队长况中丽准备了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从头天晚上开始就备好了各种药品。 在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崖口，周水朵的女儿周小江流泪了。当年16岁的父亲，穿着单衣，背着几十斤重的物资，翻越零下20多度的雪山，如果不是最后揪着马尾巴跟上了队伍，可能也像很多战友一样冻死在雪山上了。 当然，即使在今天，翻越雪山也不容易，特别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果然，几天的高原行程以后，齐鲁红星长征队有半数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应：卫生部长王建军和“小红军”靓靓被送到医院吸氧、打营养针；几名队员头晕、失眠无法入睡；还有几名队员拉肚子、恶心呕吐两天无法进食。但即使这样，没有一个人叫过一声苦和累，没有一个人中途掉队，大家相互帮助，相互激励：当年那么艰苦，父辈都走下来了，我们也得坚持。 信 念 齐鲁红星长征队宣传部长彭勃出征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文章中写道：“在红军长征后续的经历中，也可以有无数的‘假如’‘若是’。假如几万红军在大渡河边干等着靠两条小船渡河，敌军的追兵蜂拥而至，会怎样？假如敌人炸断了泸定桥上的铁索，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过不了河，会怎样？假如红军畏缩不前，不敢翻越雪山，会怎样？假如红军的大队人马饿死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会怎样？假如红军拿不下腊子口，被敌军前后夹击，又会怎样？……看起来，似乎红军长征的胜利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有太多的偶然就变成了必然。”那么，必然的条件是什么？ 周量的父亲周水朵在回忆录里写道：“红五十二团为掩护军团主力转移，将敌人引向困牛山，百余名战斗到最后的红军战士宁死不降，毅然跳下山崖。” 况中丽的父亲况开田是强渡大渡河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大渡河面宽水急，况开田所乘的船被急浪打翻，二十几人滚落水里，况开田身负几十斤重的银元和中央文件，死命地抓住破船的船帮，幸亏被沙洲卡住，才侥幸被救。一船人仅幸存四五人，但没一人在情急之下为救命解开沉重的银元，因为那是部队的活路。 王青华的父亲王旭光一辈子念念不忘腊子口战斗。当时王旭光是红一方面军前卫团——2师4团2营营长张仁初的警卫员。腊子口是红军长征走出草地后的第一道关隘，如果攻不下，则东西两面皆是优势敌军，红军只能再退回草地，那就是死路一条。但由于地形过于狭窄，就那么几十米宽的一个口子，敌军又是居高临下，红军久攻不下。最后关头，营长张仁初光着膀子，一手拿枪、一手挥着大刀片，同6连突击队一起冲上敌军阵地。 一直关注齐鲁红星长征队行程的红军后代李中南和杨文，给齐鲁红星长征队发来微信：在长征中要不是首长和战友们的帮助，自己的父亲早就牺牲在雪山草地上了。红军的干部可以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伤病的战士骑；许多同志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能让战友掉队。 死容易，活不容易。整个长征过程，红军每每面临石达开式的覆灭，又每每如星星之火一样，燃成燎原的态势。这靠的是什么？ 齐鲁红星长征队曾不止一次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靠的是信念。齐鲁红星长征队队员的父辈大多是农民出身，他们之所以参加红军，开始是因为不甘心受地主的压迫剥削，要起来造反。但在革命队伍里，他们懂得了天下的受苦人得解放、过上好日子是自己崇高的理想和责任，为此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 传 承 9月13日，齐鲁红星长征队的全体队员到达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地——甘肃会宁。经过13天的颠簸，一路堵车、塌方、急行军、高原反应、吃不好、睡不下……齐鲁红星长征队的每位队员都到达了身体的极限，在看到“会师门”的时候，大家无一不眼含热泪。80年前的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县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也标志着齐鲁红星长征队队员的父辈们，终于胜利完成了艰险的长征，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9月19日，回济休整后，齐鲁红星长征队的队员们再次来到了父母们的墓前。他们把长征一路带回的雪水和黄土撒到了父母墓前。“爸爸妈妈，我们回来了，我们重走了您走过的长征路，见证了您曾经经历的苦难和辉煌，我们一定会把长征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每位队员都向父母汇报了这一路的经历，最后无一不提到两个字：传承。 但如何传承？ 齐鲁红星长征队这一路遇到了不少让人感动的人和事。 在“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大家遇到了来自上海的退休大学教师李善坤。几年来，他独自一人背包搭乘各种交通工具重走长征路、收集整理红军故事和长征史料。他并不是红军后代，但他始终敬仰着红军。 在抚边乡粮台村，一位77岁的老婆婆听说齐鲁红星长征队员是红军的后代，是来重走长征路的，立刻热情地把大家请进李先念住过的屋子里，介绍里面陈列的红军遗物。 在甘南迭部的茨日那毛主席旧居，年轻美丽的女主人杨花告诉大家，当年毛主席住在他们家二楼，就是在这里下达了“夺取腊子口”的命令。爷爷尕让和父亲桑杰都特别崇敬毛主席，虽然他们家并不富裕，但他们把毛主席住过的房间做成了展览馆，一直义务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以上种种都让大家感到，很多人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长征精神，在寻找和传承长征精神的路上，大家并不是在独行。但当下也确有人不了解长征，在齐鲁红星长征队重走长征路的时候，甚至有人留言“不理解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重走长征路到底有什么意义。” 还记得刚出征时，有人问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重走长征路的5岁“小红军”靓靓，你知道为什么要长征吗？靓靓回答：不知道。但当重走长征路回来以后，有人再问她同样的问题时，这个5岁的孩子回答：为了救国家。 从“不知道”到“救国家”，这里面相隔的是一段长征路，是两年的长征史。 在红军过草地纪念碑的碑座上，刻着这么一段话：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他们历经苦难，我们收获辉煌。 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任何一个民族也都需要有人铭记英雄，并将英雄的精神内化为让自己、让祖国更加强大的力量。 齐鲁红星长征队的重走长征路已经结束，但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长征、我们国家的长征，还在路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