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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2岁高龄的邹谁泉老人，是一位经历过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老兵。如今，身体健朗的他，总是经常回忆那难忘的岁月…… 我长得太矮小，王排长让我偷学开车 朝鲜战争爆发的那年，我只有16岁，个头特别矮小。随部队赴朝时，抗美援朝战争已进入第四个战役，志愿军正扩大防守，向敌人纵深挺进，战争更加残酷。身材矮小的我比步枪还矮了一截，无法上战场打仗，排长王丙清便安排我到汽车班打杂。一次，王排长对我说：“小邹，你也没什么事干，何不跟着老兵学开车，回国后有一门技术，也好谋生。不过，偷学是违反纪律的，你不能让连长知道。”于是，我便跟着老兵学开车，同时跟修理班的老兵学习修车技术。不到半年，我就成了熟练的卡车司机和合格的修理工。一次，我跟着连长去拉油料，半路上车出了故障，连长捣鼓了一阵没修好，我说：“我来试试。”不到半个钟头，我就把车修好了。趁连长高兴之时，我说：“我来开一会吧。”连长见我个子这么小，不相信我会开车。我说：“我真的会开，让我试试你就知道了。”结果，我开了20多公里山路，顺利到达油料库。连长惊讶不已，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我只好实话实说。回到连队，连长把王排长狠训了一顿，要给他处分。王排长说：“已是既成事实，你就处分吧。”连长想想说：“算了，现在会开车的兵越来越少，他正好派上用场，算是歪打正着，为部队培养了一个汽车兵，处分就算了，你写份检讨交到连部，下不为例。另外，你给他办个驾驶证。” 我一直心存感激：要不是王排长让我偷学开车，我哪能干一辈子驾驶员，小学都没毕业的我，说不定就是一个修地球的农民。 我端起美式卡宾枪，一梭子打死5个美国兵 那是部队开赴最前线，进入敌人纵深防区连打了几次大仗的时候。因为我个头不高，部队配发的半自动步枪比我还高半个头，我无法使用，被安排在队伍最后面搬搬武器弹药。我想：“没有武器算什么战士，又怎么打仗？”于是在战斗间隙，我缠着连长说：“阵地上到处都是美式卡宾枪，比咱们的步枪短半截，正好我能使。我要求给我配支卡宾枪。”连长说：“武器装备是统一配发的，怎么能由个人做主随便配？我没有这个权力。”我又找到营长，可营长说他也不能做主。此时正好团长下连队视察，作下一场战役的战前动员。我跑到团长面前，说了自己想配支卡宾枪参战的想法。团长见我挺机灵，竟然同意了。从此，我就成了部队里惟一配美式卡宾枪打仗的志愿军战士。 随后在一次狙击战中，敌我双方打得非常激烈，打了大半夜，双方伤亡惨重。凌晨5时，枪声渐渐稀少，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了，更加惨烈的肉搏战开始了。如果个对个肉搏，美国兵因为个子高大，不灵活，根本不是志愿军战士的对手。可杀到最后，全班就剩下班长李义山和我了。李义山让我伏在地上别动，让他来对付敌人。厮杀一阵后，李义山终于寡不敌众，被5个敌人团团围住。眼看班长就要命丧敌人的剌刀，伏在地上的我不慌不忙地端起卡宾枪，大声喊道：“班长快趴下，让我来收拾这些狗日的。”随着话音落下，李义山趴倒，我对准敌人“哒哒哒”吐出一阵火舌，5个美国兵顿时倒下……李义山一跃而起，跑过来一把抱住我，连声说：“你好棒，你太棒了！”我傻笑着说：“嘿嘿，是这手里的家伙棒！” 因救班长有功，战斗结束后我荣立二等功。 营长下达死命令， 全连战友寻找我这小个子兵 战役越进入到后面，形势越是艰险。美军调集大量飞机对运动中的志愿军进行狂轰滥炸，号称“空中绞杀战”。志愿军司令部决定派部队挖防空洞。我因为个头小，力气弱，跑不快，不适宜在战场拼杀，被派到防空部队挖山打洞。挖防空洞相当辛苦，洞里有渗水，人必须跪在水中一锹锹向前挖。我整整干了5个月，几乎天天泡在洞中的渗水中。到最后，我的双腿开始浮肿发烂，酸痛发胀，行走困难。可战地的医疗条件差，除了治枪伤外，对我的风湿性腿伤毫无办法。我只能每天步行20多里山路到山下的镇子里去看医生，打止痛消炎针。一次，我打完针回山上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雪，伴随着呼呼的北风，我冻得全身发抖，双腿被冷风一刮更加疼痛难忍。走到半山腰时，再也无法站立行走，只能趴在地上爬。爬着爬着，我体力不支，一个滚子翻下山坡。好在我头脑还清醒，将身上的皮大衣紧紧裹住身子，不让风灌进心口窝。渐渐地，我终于失去了知觉…… 一直到傍晚，仍不见我归队。班长急了，逐级向上报告。连长向营部报告。姓马的营长向连长下达死命令：“在天黑之前，一定要把小邹找到，如果找不到，我撒你的职，关你的禁闭。” 全连干部战士立即下山，分段负责寻找。我终于被战友们救了上来，抬进了临时设在防空洞里的医务室。可医生对我那双已失去知觉的腿毫无办法，一筹莫展。我又被送到团部卫生院。 苏联夫妻医生给特效药， 我的双腿保住了 可是到了团卫生院，医生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让我的腿恢复知觉，下地行走。随着病情的恶化，医生会诊决定，为了保命，只能截肢。恰好此时，国内组成的志愿军慰问团来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张团长得知我的伤情后，听说要截肢，痛心地跟医生商量：“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小战士才18岁，人生的路还长着哩，一旦截肢，他就成了一个残疾人啊！” 医院领导摇摇头说：“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除非送到哈尔滨苏联办的苏军医院去，可去那里治疗的都是团以上的干部，小战士不够级别啊！” 张团长脸一板，说：“在我军，干部和战士是平等的，在生命权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难道因为他不够团级，就眼睁睁看着他变成没有腿的残疾人？我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一定要把他送到哈尔滨去，拯救他的两条腿！” 经过一番商量，医院最终想出一个笨办法——开出一张假的团级军官证明，将我送往哈尔滨苏军医院。 入院两天后，一对苏联医生夫妇来给我做诊断检查，从口袋里掏出两支透明的药水，对我说：“小同志，如果你打了这两支药，一个小时后腿有反应，说明你的腿有救。如果没有反应，就没办法了，你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我望着这对面容慈祥的夫妻医生，点了点头。 打完针后，仅仅过了50分钟，我感觉两条腿有反应了，开始变得酸麻微胀。医生微笑着说：“好，你的腿有救了。还得对症治疗一个月左右。” 一个半月后，我能下地行走了。医生让我坚持练习走路，直到完全康复出院，重返朝鲜战场。 此后，我的腿伤一直没有复发过，身体健康，而且个头也长得飞快，1958年回国时，我都长到1.78米的个子了，也不知道苏联医生用的什么药，这么神奇。 我从朝鲜回国后，一直在老家湖南省平江县汽车站任长途客车驾驶员，一干就是37年，年年被评为优秀驾驶员和先进工作者，直到1995年退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