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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到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两孩”政策，人口生育政策的快速变化既应对了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又顺应了广大民众的期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顺势而为 2015年10月30日新华网的文章《全面放开“两孩”顺应民意》指出，近年来，社会呼吁放开两孩生育政策的呼声不断。2013年，国家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两年来，想象中的人口生育洪峰并没有到来。两年来，关于人口危机的研究与舆论反倒越来越强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全面“放开两孩”的决定，既是对民意的呼应，也是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做出的理性而审慎的选择。国家的未来归根结底是人，生育则孕育着民族与国家的未来。低生育陷阱可能带来隐患与风险，人口政策调整势在必行。在应对老龄化社会方面，这种做法有其现实意义。放开生育有助于平衡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困局。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将来如何调整，或许也将根据未来的情况而定。不管鼓励生育也罢，还是其他人口政策调整也罢，最终我们的人口政策需要注入更多内涵。其不仅仅关注人口数量，更应该关注人们的生育权利的满足与保障，关注人口的质量。 2015年10月30日《羊城晚报》刊文《“全面放开两孩”晚犹未晚》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意味着我国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摆脱了以独生子女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模式，开始转向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重点的政策目标。权威专家通过比照国际经验和考察20年来中国人口变化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单独两孩”政策至少应该10年前实施，2013年才放开“单独两孩”，已经错过了最佳机遇期。因此，现在实行“全面放开两孩”，或许也已经错过了最佳机遇期，但由于缩短了从“单独两孩”到“全面放开两孩”的过渡期，所以总体来说还不算太晚。 2015年11月10日光明网的文章《如何读懂“全面两孩”政策》提到，对即将实施的“全面两孩”政策，我们要有正确和全面的认识。首先，计划生育仍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实行“全面两孩”政策是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和完善。事实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以来，一直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完善，最新发布的“全面两孩”政策，是现阶段符合我国国情的计划生育政策。其次，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内含多重目标。最直接的目标是提高生育率，在此基础上可以衍生出多个政策目标：一是实现生育权利上的人人平等，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生育权利平等；二是满足一部分人群的生育愿望；三是增加出生人口数量，解决人口结构失衡问题。从更加长远的角度看，人口问题涉及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活力，适时进行人口政策的调整，与国家未来发展前景息息相关。 除弊革新 2015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全面两孩”不能止于放》认为，为确保“全面两孩”政策的有效实施，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或许应该成为各级政府下一步行动的焦点。当务之急，是加快制订落实“全面两孩”政策的时间表。目前，“全面两孩”政策路线图已定，这对以往不符合生育条件的家庭而言是最大利好。接下来，各地应认真落实“全面两孩”政策，积极关注高龄妇女的诉求，做好有意愿生育妇女的政策宣传、心理辅导和技术咨询等工作。其次，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完善计划生育家庭的帮扶政策，一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立足失独家庭的物质与心理需求，对失独家庭给予更多关爱。切实解决失独家庭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继续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对曾经积极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父母，兑现相关待遇，在就业、就医、养老和救济救助等方面给予独生子女家庭以优待。全面总结“单独两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好做法与好经验，我们应着力解决符合条件的家庭想生不敢生以及要不要生等问题，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大力引入社会力量，着力加强生殖健康、妇女就业、生育保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切实让符合条件的家庭想生、敢生、能生，确保“全面两孩”生得下、生得好、养得起。 2015年11月4日光明网《“全面两孩”，如何才能幸福花开》一文提到，“全面两孩”这一政策，既满足了人们对幸福家庭的追求，又有利于应对社会老龄化的冲击、增加劳动力供给。要把“全面两孩”这件好事办好，还需要多部门联动，充分考虑公众的诉求，尽早出台相关细则和各种配套措施；在新的政策背景下，政府相关部门亟须创新工作理念、转变工作方式。当然，大的政策已定，具体措施的逐步调整与完善只是时间的问题，各方面对此要有足够的信心和一定的耐心。 2015年11月5日《法制日报》的文章《落实“全面两孩”政策须完善〈收养法〉》称，“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后,迫在眉睫需要修订的,不仅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还有《收养法》。《收养法》应当及时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配套修改,才能适应“全面两孩”的政策,从而增进儿童的福利、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现行《收养法》的很多规定都与当时“一孩”计划生育政策相关。比如，对于收养人规定必备的条件之一就是无子女,对于被收养人要求的条件也是“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身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身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以及规定了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很明显，当时的立法者担心有人利用收养来规避计划生育。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收养法》制定时“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背景不复存在，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以后，所有的夫妻都可以生育两个小孩，那么，已经有一个小孩的夫妻再收养一个孩子并不违反规定，或者没有小孩的夫妻收养两个小孩,也不违反规定。及时修改《收养法》中的那些与“全面二孩”政策不相符的规定，才能更好地贯彻“全面两孩”的政策精神，让更多的家庭从“全面两孩”政策中得到实惠。 利国利民 2015年11月11日《经济日报》刊文《“全面两孩”有望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0.5%》认为，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启动实施后，将直接带动住房、教育、健康、家政及日用品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刺激扩大相关领域投资，增加就业。长期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更为显著，虽然近期会略微推高人口抚养比，对资源环境压力也会略有增加，但是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后，将降低人口抚养比，使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约0.5个百分点。 2015年11月11日搜狐网的文章《家庭小型化遭遇老龄化，“全面两孩”可增强家庭养老功能》称，放开“全面两孩”，是在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速的背景下实施的。与老龄化加深相对的是，自1979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直接造成了中国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的家庭规模过去几十年日益缩小，目前家庭平均规模约为3.02人。家庭规模小型化直接导致原本的代际支持养老照料功能弱化。越来越多的老人长期空巢，身边缺乏子女照料，孤苦老龄化正在成为中国老龄化的一个特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显然，这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生育政策改革，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举措之一。的确，放开“全面两孩”将有可能扩大家庭规模，使得家庭成为更多老年人获得物质和情感支持的港湾。 2015年10月30日人民网《全面放开“两孩”，中国走向大未来》的文章指出，据国家统计局于2015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如果劳动人口继续下降，意味着劳动力供应不再“取之不竭”，意味着支撑经济创造世界奇迹的人口红利接近尾声，这将对长期以来占据世界工厂地位的我国经济是一个挑战。因此，及时全面放开“两孩”，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不可低估。全面放开“两孩”，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潜力，助力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个朝气蓬勃且具有发展潜力的市场，会对投资者产生不可抵抗的吸引力。全面放开“两孩”所产生的市场规模以及经济潜力，使中国有望获得更多具有战略眼光的长期投资，这对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人口政策调整迈出一小步，中国经济就能跨出一大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全面放开“两孩”，顺应了公众呼声，提升了公众的幸福感。人口再生产，既是社会发展需要，也是公众家庭幸福的保障之一。全面放开“两孩”，满足了公众对于人口政策调整的诉求，对公众家庭结构乃至伦理、亲情都将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政策调整得到公众普遍赞许，便是最好证明。“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一个充满朝气、充满希望的中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链接：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演变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66年的生育政策，我们可以发现，整体呈现出由松到紧，又由紧到松的变化趋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连年战乱到社会稳定，人们的生育意愿较高。政府也采取了宽松的生育政策，甚至鼓励和支持生育。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婴儿潮，到1957年达到年出生人口2138万的高点。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总数为6.02亿人。1955年，在人口增长过快这个判断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提出要适当地节制生育。但这一指示由于政治运动而没有落实。 1962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这一年，也是我国第二次婴儿潮开始的年份，这次婴儿潮持续了10多年。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发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当年提出了“晚、稀、少”的政策，即鼓励晚婚晚育，生育间隔至少3年以上，一对夫妻最多生育两个孩子。从这个时候起，独生子女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69号文件，提出一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就公民生育子女的具体数目做出明确指示。 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召开，贯彻69号文件，在贯彻中把“最多两个”去掉，变成了“最好一个”，独生子女政策至此正式开始。 考虑到农村家庭的切实困难，从1981年开始，围绕“女儿户”政策出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落实。1984年后，“一孩半”政策在部分农村落实，即第一个是女孩的农村家庭，可以生第二个孩子。 从1990年起，各项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出现了锐减，大大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已经出现结构性扭曲，老龄化程度严重并且在加速中，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连年下降，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同时，性别失衡严重，适婚男性人数比女性人数多出上千万人。 2014年1月至6月，全国各省陆续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一对夫妻可生两个孩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