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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将郭崇毅发表在《安徽日报》上那篇《故乡探访》通讯，全文抄录如下，留作农村改革中一段小插曲的历史纪念。文曰： 故乡探访 郭崇毅 鲤鱼过龙门 解放30多年，我很少回家乡。1978年秋后，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因喜庆丰收，竟一连去了九趟。前两年有人说：“包产到户后，农业会一年增，二年减，三年乌龟过门坎——有一跌！”今年正好三年，这一次我与文艺界一位同志一起，就是想去看它“跌”了没有？ 去时正是重阳过后，地里沉甸甸的晚稻，正待收割；有些田块，畦齐沟深，油菜已经播种下去。汽车上，拥挤了许多带扁担、麻袋的人；车外，成群结队的自行车，驮着大一包、小一包的农副产品，向合肥飞驰而去。肥西县委所在地的上派镇，农贸市场上挤得水泄不通，花生和花生仁的成交额，每天都是四、五万斤。我问了一下，花生4角5分一斤，花生仁6角6分一斤，都比国家收购价低五、六分。 县粮食局忙得不可开交，干部都下去督促粮站加紧收购去了。局长孙宝善见面还是前两年那句老话：愁着粮食油料收购不了、调不出去。全县今年粮食要比包产到户前增长30%，油菜籽增长5.4倍。县长张文题告诉我们：油菜籽统购任务只有360万斤，去年收购了2000多万斤，今年计划收购5000万斤，没想到9月底已入库8300多万斤，还有许多社员抱怨菜油卖不掉。今年到底能收多少油菜籽，谁也说不准。区、社上报县里是9300万斤，县上报9030万斤，实际上是1亿露头。商品率提高如此之快，难怪流通环节发生了严重故障。 县里正开人民代表会，半夜里还有些熟识的代表来敲门，兴高采烈地叙谈农村中五业兴旺与到处建新房的喜事。这个县1978年社员人均收入是95元，预计今年可达250元。储蓄存款到8月底就有84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8.4%。全国已有20几个省、市来人参观。“乌龟过门坎”之说，再没有人讲了。大家形容农业生产的前景是“鲤鱼过龙门——有一跳！” 骑虎可以自下 1979年冬天，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告诉我：他们公社有个向阳生产队，过去是学大寨的标兵，人均产粮2000斤，集体有储备粮13万斤，还有两台小拖拉机。县委曾号召全县生产队“学向阳”。那年（1979年）5月，万里同志来山南。他汇报说：这个队不能包产到户。还说社员也不敢包。万里同志点头说：社员不愿包就不包，要帮助他们把生产搞好。但实际上社员不仅要包，而且敢包。这就弄得他骑虎难下。去年一月，我到向阳生产队，看到社员童庆国、童庆祝与干部面对面争吵，要求包产到户。队长王方山为这急得满头大汗，连说几个“没门”，“没门”！ 今年一到山南，我们就找到已提升为区委副书记的王立恒。他提起往事，脸上浮出笑容，说：“我总算自己骑上老虎，又自己下来了。1979年全县粮食大增产，向阳生产队却减产12万斤。我一看事不好，于去年2月，到向阳队搞了九天，让他们包产到户了。今年向阳队人均生产粮食2800多斤，全队70户可收粮96万斤，加上成倍增长的工、副业收入，全年人均收入达到564元。” 我抱着不敢相信的心情来到向阳生产队，把正在地里耙田的队长王方山喊了上来，带我们一道去找主张“包”的童氏兄弟，陪同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老朱掌着算盘，先算童庆国家的收入：他家六口人，今年人均收入891元；童庆祝家七口人，人均收入713元。我深为惊异。王方山笑笑说：“你去年在那里开会的童家必家还高哩。他家今年人均收入911元。还有一户寡汉收入1500元。”我欣喜之余，想找童庆国称赞他的远见卓识，没想到他趁我们说话，已溜到山南镇买柴油去了。近来这个队社员自购三台拖拉机，有一台就是他的。为了拉石头盖瓦屋，他没有空像过去那样老盯着我反映情况了。 路过一户社员家，屋里一囤子存了9000斤稻，已卖的粮食和未收的晚稻还在外。屋檐下挂的十几只咸鸭和大鹅，也引人注目。最发人深省的是墙根边整整齐齐摆着的七双一色新的深筒胶靴，从老奶奶到小孙子一人一双。同行的一位干部说：“到现在，我还和老伴伙穿一双胶鞋，赶不上他家了。”从这件事，我深为搞工业的同志担忧：农民现在只有少数人想买自行车、缝纫机，多数人正忙着盖房子，你们就忙不过来了。过三、五年，农村房子盖好了，几亿双手伸出来向你们买各式各样的东西，你们怎么办？ 闪光的语言 也是前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在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屋里，看见一位约有五十多岁的农民在探问：“是不是省里万里书记说包产到户可以试验？”汤说：“是的。”这位于农民接着感叹地说：“这一来，我们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请教他这句话的含意。他说：“我们大队包产到户不到一年，百分之七十的农户收入翻了一番。再试验几年，家家都要翻几番。”他说到这里，把我上下打量一番，说：“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你们城里的干部、工人，什么时候才能翻一番？”说罢，踏着晨霜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像战争年代的交通员，而他那说话的口气和胸襟，又像关注社会主义全局的人。老汤对我说：他是官亭区英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本山。英雄大队当年是学大寨的标兵，陈本山是省、县人民代表，想搞包产到户，又怕上面不允许，所以起早赶来，探听消息的。时间过去了两年，听家乡来人说，英雄大队连年增收，上千亩树林也管理得好。陈本山讲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闪闪发光。这次正巧他来县里开会，我们作了一次深夜长谈。我祝贺他工作又取得新成绩，但他和善的面孔上，却呈现出新的忧虑。他说：“现在肥西很少有人再担心不准包产到户了。可是生活开始富裕之后，又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如搞迷信活动、赌博的多了。这都是我们干部不负责任，或不知道怎样领导社员更好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现在有的干部把一年补贴二、三百块钱，看不在眼里，工作不那么积极、负责。”我说：“难道连你这位老支书也不负责任了吗？”他谦和地说：“也差劲了，老了。” 我领会陈本山“农民的问题解决了”这句话的意思，并非说包产到户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说农业生产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以后，要引导农民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五尺布大手巾” 我们家乡，过去农民每年都要有一条大手巾，是五尺长的粗布做的，干活时披在光脊梁背上，一则遮日；一则揩汗。现在粗布手巾都不要了。而农民却把这用来形容统一分配的那几张大表（格），说这些大表是“五尺布大手巾”，以表示其可以取消。 我省今年上半年“双包”到户的生产队已占84.64%，其中70%是包干到户。大家认为包产到户的合同，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就是统一分配。肥西县搞包产到户较早，怕背“带头单干”的名声，坚持搞包产到户式的统一分配，产生了不少矛盾，社员很有意见。山南区委一位副书记向我说：你看我墙上贴的这张分配大表，是我们春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两个月的时间搞出来的，猛一看，全区分配好像很清楚，实际上行不通，还耽误完成征购任务的时间。区委书记石春安说：“山南区今年已有百分之六十的生产队自动搞包干到户，自卖粮，自结算。秋后，我们也打算用小本子做包干合同，一包几年不变。” 离开山南的前一天，向阳生产队的王方山与童庆国于夜晚冒雨赶来，向我反映社员的意见，一是要求搞包干到户；一是干部补贴多，不该拿双份。当我告诉他们，上级正在解决这两个问题时，他们高兴地连夜回去了。 在返回合肥的途中，我深深感到，我的故乡自实行“双包”到户后，农业生产确似鲤鱼跳过了龙门，跃上了一个加速发展阶段。当然，这距农业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但它毕竟是向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 （1981年11月30日） 呈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 ——请求中央允许责任到户 郭崇毅心里明白，要想彻底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就必须彻解决改革农业的政策问题；要想彻底解决改革农业的政策问题，就必须由决定制定中国农业政策的中央领导拍板，才有希望，才有可能，才能办得到。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坚持不懈地向中央反映农民要求包产到户进行农村改革的心声和要求。 1980年8月16日，郭崇毅以一个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的身份，向德高望重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呈上了一封《请求中央允许责任到户》的书信，并在信中，郑重地表示：“在农业改革问题上，愿立军令状”。表现了他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决心，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胆识和勇气，也表现出为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现将郭崇毅《呈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请求中央允许责任到户》的原文抄录于下： 邓副主席： 自去年夏收开始，我对安徽18个县的农业生产作了一些调查，农民和基层干部强烈反映： 一、恳切请求中央将农业文件中“也不要包产到户”一段，改为生产队采取哪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由社员自行讨论决定。让农民真正能从实际出发，发挥优势，进一步摆脱“绑着穷”的困境。 二、已包产到户一年半的肥西县，农民和干部对带有“分配一拉平”性质的把包产以内产品，搞到一起“统一分配”，不赞成。请求中央允许搞既能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又手续简便的“小包干”式的统一分配。 三、请求中央允许农民自购或承包手扶拖拉机，先让现在社、队里大量长期“趴窝”的农业机械活动起来。只要再过一、二年，包产到户的地方，农民就有力量自购新机械。这样不但会使农机制造业尽快繁荣起来，而且在竞争中，对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单位，在农机经营管理上，也是个促进。 以上三个意见，是带有普遍性的。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再三要我向中央反映。有许多社员还明确地说：“请你代我们向邓副主席反映。” 根据肥西和其他一些地方责任到户后的实践经验，如中央能以明文采纳上述三个意见，农业生产力在短期内，必将有一个极大的发展。不需中央增加任何投资，在同等自然条件下，一个有100万亩耕地的县，一年多收一亿斤粮食和几百万斤油脂，是不成问题的。 在过去几个报告中，我曾根据干部、群众反映，一再陈述：为了适应当前生产力水平，如我国大部分农业社、队责任到户，一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二不会影响农业机械化；三不会损害社、队企业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四不会妨碍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专业化与联合经营；五不会在政治上和经济管理上出任何乱子。在中央一再号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同时，如果仍然由上面硬压着不准责任到户，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与损失。 我是1947年刘帅和您率师南征时，在皖西军区参加工作的。在农业改革问题上，我愿立军令状：如中央因采纳我所反映的意见，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我愿受应得的惩处，绝不以自己无知或以其他任何借口而推卸罪责。 致 敬礼！ 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郭崇毅 1980年8月16日 呈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 ——请中央允许农民自行决定是否包产到户 1980年8月16日，郭崇毅在《呈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请求中央允许责任到户》发出的同一天，也发出了《呈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请中央允许农民自行决定是否包产到户》，并附上《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的报告。我们从郭崇毅这一连串的行动中，可以看到他为农村改革的一颗炽热赤诚的心，令人钦佩，令人感动。 现将郭崇毅亲笔书写的《呈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请中央允许农民自行决定是否包产到户》和随信附上的《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的报告，全文抄录如下： 总书记： 读了您在民盟中央春节茶会上的讲话，使我这个盟员，惭愧之余，深为感奋！现将我反映农业生产问题的第7个报告，送阅，请裁夺。 从去年夏开始，我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了一些调查，据广大农村社员和基层干部反映： 一、包产到户是适应当前生产力水平，可以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它既不违背马列主义，也是符合三中全会中央农业文件基本精神的。请中央明确规定：一个地方要不要包产到户，应从实际出发，由当地农民讨论决定。要贯彻生产队自主权，不要由上级做硬性的规定。 二、包产到户后对社会主义农业会不会产生破坏作用？我在去年8月的第二次报告中，根据群众意见，对“不必要的十大忧虑”曾作过详细的阐述。经过肥西等地一年多的实践证明，群众的意见是对的。包产到户后，除了促进生产之外，并未产生任何破坏作用。只有在上级硬压着不给到户，群众暗地或自发地搞到户的情况下，因失去领导，才造成一些损失。 目前，在已包产到户地区，干、群急切盼望中央：一、把农业文件中“也不要包产到户”一段，改为“由生产队自行讨论决定”；二、允许实行贯彻按劳分配的“小包干”式的（即包干到户）统一分配，不要搞仍然带有“分配一拉平”性质的统一分配；三、允许社员个人承包或自购农业机械，让社队大量“趴窝”的拖拉机复活。 去年万里同志支持了一些地方包产到户的试验，安徽的农业生产出现了加快发展的局面；今年1月，赵紫阳同志关于成都养鱼的那一句话发表后，安徽许多年无鱼的塘坝，今年都有鱼了。如果中央现在能继续放宽政策，同意上述三个意见，不但国家在不增加投资、设备和同等的自然条件下，全国一年可能要增产几百亿斤谷物和几亿斤油脂，而且农业机械化定会加快发展。 我的知识有限，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本来是没有资格发言的，但在您春节茶会讲话的感召下，既有所闻，不敢不报。谬误之处，尚请指示。 附：《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一份。 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 郭崇毅 1980年8月16日 【附件】 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 （一） （1980年）8月上旬，我到肥西农村去了一趟，发现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包产到户的合法性问题 肥西县1978年秋，土地包产到户后，1979年夏粮较正常年景增产近一倍半，油菜籽增产50%。1980年夏粮，较去年又有增产，油菜籽更比去年翻了一番，较正常年景要多收两倍。肥西这两年自然灾害频仍，竟获如此空前的大丰收，干部、群众喜出望外。但大家心里又不踏实，原因是肥西县在合肥市附近，既不是“边远山区”，又不是“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按照中央农业文件的具体规定，包产到户是不合法的。因此干部怕犯错误。去年7月，县委就正式下文收过一次。虽然没有收掉，但一年多来，风声鹤唳，时时谣传要收的消息，弄得农民成日惶惶不安。有的把化肥买到家里，还要听听广播，打听打听消息，才敢往地里下。下的也多是速效肥，想急抓一把，下长效肥怕田被收了自己吃亏。例如：官亭区今夏收油菜籽500万斤，可返销具有长效作用的饼肥275万斤。国家规定的销售价格是9元2角100斤，返销给农民只收7元100斤，就这样还卖不掉。基层干部和群众反映：责任到户能使产量成倍增长，事实已经肯定；但它的合法性不解决，对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有极大的妨碍。目前肥西县110多万亩土地中，已有98%到户。全省农业社、队到户的也有1/4。就是省会所在地的合肥郊区，现在亦有62%到户。据郊区区委介绍，这种责任制形式，到秋收后还要继续发展。其他地方也有这种趋势。根据这个情况，为了加快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农业责任到户的合法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2）统一分配问题 责任到户后，有两种分配方法：一种是按合同规定，除应交国家的（包括征购粮食、油脂、经济作物和各项派购与还款）、集体的（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储备粮、生产资金、大队各项提留）之外，下余都是社员自得。群众称之为“小包干”（即包干到户）；第二种，也是按合同规定，除要向国家、集体交售上述粮款实物外，还要将各户包产以内的粮食、油料、经济作物、稻草等等，收归生产队，然后再按各户应得的口粮、工分、生产成本等等在一起统一分配（即包产到户）。 去年肥西县实际上是按包干到户分配的，矛盾不大。合肥郊区及附近肥东、长丰、六安等县，今年夏收预分也是按这个方法搞的，矛盾也不大。但肥西县对今年夏收预分坚决要求各社、队按包产到户办法分配。具体做法是：除征购粮外，还规定将超产粮价款交生产队统一分配，不准社员自己结钱。如官亭区今年夏粮规定预征60万斤，统购250万斤，另外超购420万斤，都不准社员自己结钱。以此迫使大家在一起分配。矛盾非常尖锐。有些群众只愿交售应给国家与集体的部分，公开抵制把超购的产品拿到一起分配。他们说：到户后多收一些，是我们拿血汗和生产成本换来的。放到一起分配，我们搞不清账目。一怕吃闷亏；二怕干部从中渔利。干部们也说：我们也是赞成包干分配的。一是它实质上已经体现了按劳分配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办法简便，群众欢迎，捋到一起分配，没有必要；二是搞到一起分配，手续太繁琐，比计划生育工作还要难做。实际是难以行得通的。如逼紧了，又要出现做假账，对上应付，对下还是搞小包干。 8月3日，我在官亭区委看到小枣树岭生产队一份午季分配试算表。这个队26户，按包产到户办法搞统一分配，与包干到户办法相比，有15户讨巧，4户平衡，7户吃亏。其中陈世荣一户吃亏竟达38元1角之多。另外，我住家的焦婆公社，有个生产队长积欠和挪用公款有1000元。现在还要社员把卖超购粮的钱交给他去“统一分配”。群众对这种统一分配采取抵制态度，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这次在官亭曾听说高庄大队已有5个生产队按包产到户办法，统一分配结束，很感兴趣。但与该大队会计夏明权一谈，实际上还是按“小包干”办法分配的。只是对上不敢说，怕受处分。 （3）社员自购拖拉机问题 今年5月，我在滁县地区就听说，有农业社员购买手扶拖拉机。后来，又听说六安地区向省里请示：社员能否购买拖拉机？当时因集中思想调查责任制问题，没有注意。这次到肥西，听说官亭公社高庄大队砻坊生产队陆全荣买了一台、又租了一台手扶拖拉机。父子二人去秋今夏，在阴雨天脱谷二、三十万斤，避免了附近社员稻麦发芽霉烂的损失。我找到陆全荣调查了一下，具体情况是：陆父子二人，会驾驶和修理机械，他看队里一台损坏的手扶拖拉机趴在仓库里一年多不用，很觉可惜。就（向队里）建议：由他承包使用。每年除向队交100元外，并无偿地把全队的脱谷、打水等农活包下来。在生产队同意并签订合同之后，陆花了130多元把机子修好。去秋除为本队脱了几万斤谷子，还为外队脱了7万多斤，得工资300多元。今春生产队见有利可图，把这台机子要回去大家轮流使用，现在又已搞坏。队里把机子收回后，陆因技痒难熬，又用1000元买了姚田生产队久已不用的一台坏机子（配套的一个拖斗，连外皮都没有了）。陆用200多元把它修好，夏收一季脱谷15万斤，加上为粮站运粮，净赚了400多元。据估计，秋收时还可赚毛利千元上下，一年就能将本钱收回。这种把手扶拖拉机由私人承包或购买的方法，其他地方也有，听说效果都很好，只是不敢公开向上报。 据了解：有不少地方过去拖拉机不务农，跑运输的多，损坏的多，即使有少数务农，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成本高，农民不欢迎。高庄大队共有3台手扶拖拉机和1台20匹马力柴油机，都是常年废置不用。但一经承包或卖给私人，“趴窝”多年的可以立即参加生产，损坏严重的也能重新修复。生产效率高，所收报酬合理，农民欢迎。 过去销售农业机械，是国家贷款，甚至无偿的补助，才勉强做到产品可以卖掉。自调整改革了经济体制与农业经营管理的方式之后，农业机械卖不掉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有人担心包产到户之后，机械化就不谈了。但实践结果证明，到户后大幅度增产，农民对农用机械更感兴趣了。可以推断，只要准许私人承包和购买，一两年内，农机厂产品不但不会滞销，而且必将供不应求。 （二） 干部和群众对解决上述问题的意见： （1）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 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是中央农业文件的基本精神。在许多地区实行责任到户，大量增加农产品，是符合党的基本政策的。请中央明确规定：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法，可以由社员群众民主讨论，决定采取哪种形式责任制。只要按国家经济计划能增产、增收、增积累、增贡献，就是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好方法。不要由上级规定哪个地方可以包产到户，哪个地方不可以包产到户。这样做，既真正实现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又可使群众称之为“绑着穷”的局面，繁荣活跃起来。对加快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大有好处。 （2）干部和社员反映： 小包干的分配方法，是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都计算在内的，是充分体现了农业文件上规定的“多劳多得”、“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从实际上讲，它也是统一分配的一种形式。请中央明确规定，在分配方法上，不要由上级硬性规定，允许社、队在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下，自行讨论决定，以贯彻中央农业文件上规定的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的政策。 （3）许多基层干部反映： 多年来，对集体农业机械经营管理是个头疼的事情，想尽方法还是难以搞好。社员对农机管理不善，增加他们负担，意见更大。因此，大家都要求中央明确规定，在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之外，也允许社员承包或购买大型农业机械，让个体所有能与集体所有对农业机械经营管理有个竞争，以打破农业机械目前的被动局面，促进农业机械化加快发展。 （三） 此外，肥西农民卖粮难的问题，目前非常突出，农民很有意见，粮站干部更是焦急万状。我8月3日在官亭，粮站干部反映：区粮站总库容实际上只能储1700万斤。目前，陈粮加新入库的400万斤小麦，已占1000万斤，而迫在眉睫的是，马上还有1400万斤小麦要入库，早稻、中稻接着又要出售。仓库无处存，调又调不出。在5月份，赵紫阳同志批示“农民卖粮难”的报告以前，合肥的省粮库曾退回官亭区粮站几十车粮食，使粮站损失运费2000多元。赵紫阳同志批示下达之后，省库虽然不再公开退回，但常常让车子在门外排长队，一等二、三十个小时不收，迫使运粮车自动拖回。官亭粮站按调运计划于6月29日运一车花生，7月28日运一车小麦，都被迫拖回。目前粮站找驾驶员运粮，比求菩萨还难。 所以造成上述情况，与包产到户后农产品成倍增长有关。例如，官亭区过去夏粮最高年产量：麦子最多只有600多万斤，入库不过100万斤。1979年猛增至2100万斤，入库1670万斤，超过15倍。今年收麦2500万斤，预计入库可达2000万斤，增19倍。油菜籽过去每年入库只有30万斤上下，今年由于比过去增产两三倍，7月份已入库220万斤（已送到加工厂的是443万斤）。估计国家能收300万斤以上，超过过去入库量10倍。根据这个经验，凡产量增加一倍以上的，入库量就要增加四、五倍；如果增产两三倍，入库量就会增至十倍以上。在这种骤然变化的情况下，造成各级粮站储运上的困难，以及卖粮难的局面，这是必然的趋势。广大农业社员和粮食部门干部急切盼望中央转请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有关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以免伤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980年8月9日） 郭崇毅反映安徽农民呼吁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报告，不断呈送中央，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80年5月31日，在中央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谈话时，第一句话第一个就讲到了“安徽肥西县”。这是肥西农民的光荣。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热情洋溢地说：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引自《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5页） 邓小平他老人家一贯坚守实事求是的传统。他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农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为全国的指导。”1980年9月，中央发布了第75号文件，“农业责任制”终于写进了中央红头文件，肥西农民包产到户的做法，终于合法化了。肥西县农民和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反映肥西农民要求农村改革实行包产到户的郭崇毅的历史功绩，永载中国农村改革的史册！ 安徽农民点起的农村改革实行包产到户的星星火种，在神州大地迅速燃起熊熊的燎原烈火！ 按常情，郭崇毅在五个月内，三次上书党中央，反映农民实行农村包产到户的要求，引起了党中央的极大关注和重视，并获得了影响全国的划时代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这时，他理应为亿万农民庆幸而感到欣慰的了。然而，当笔者访问他谈及此事的时候，他却显得心情十分沉重。他说： “我当了四十多年省政协委员、二十多年省政府参事。我理应竭智尽能，襄助政府做好工作；然而，我们安徽是个农业大省，而农业却曾几遭重大挫折，以至到如今，尚有少数农民难以温饱。这对于我这个应当献言献策的‘言官’来讲，深感未能尽职尽责，每当想起这些，深感万分内疚。再说，我向上级所呈的报告，也纯属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和一个政府参事的应尽之责，份内之事，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沾沾自喜的，更没有什么功劳可言的呀。” 话题讲到了这份上，郭崇毅心情越发地激动了起来，讲起了几件中国人不该忘记的事件。他说，其实这次肥西农民让一场大旱逼出了这步救命的险棋，引发了这场伟大的变革，也不是肥西人的新发明、新创造，更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什么法宝。实际是中国农民在1959-1961年“公社化”、“大跃进”造成的人们避讳习惯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全国性大饥荒中，暴发了和平年代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在这场触目惊心的严重灾祸中，最早向中央报告灾情是震惊中央的河南“信阳事件”。信阳这个中原地区，当时有人口850万。据当时担任信阳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同志回忆，单单信阳，在这三年中，全区非正常死亡的竟达百万人以上。就是说，全区老百姓饿死了八分之一啊！如此严重的灾情，当然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强烈反应。周恩来总理受党中央委托，立即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简称“十二条”）。文件中明确提出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说“紧急”，人命关天，确实紧急！根本来不及等到想好这条新政策再下达。其中，究竟允许实行多长时间？更没能来得及讲清楚这个新政策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是姓“社”，还是姓“资”？只顾着急于放宽政策救命要紧啊。于是，一下子在全国许多省区立即推行了“三自一包”的“责任田”，拯救了死亡线上绝望中的亿万农民。可以这样说，这是让大饥荒活生生逼出来的！可惜这救命的“责任田”，只让饥饿线上的农民缓了一口气，就立即刹车，又挥舞起极“左”的大棒，大批特批“资本主义复辟”，批得人人胆颤心惊，谈虎色变，草木皆兵。一时间，农村立即又回到了“一大二公”的“大呼隆”政治气候之中。但讲究实际的农民，怎么会忘记曾经救过命的“责任田”的甜头呢？这正是肥西农民也是中国农民在十几年后，如此大胆如此迫切地要求农村改革的心理准备和亲历经验。百年大旱，仅是个诱因，农民的愿望，农村的改革，是早晚一定要来到的历史趋势，是势不可挡的。 郭崇毅话锋一转，颇动感情地说： 最近，我还看了三份震撼人心的历史材料。一份是，发生在1959年河北省一位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的高级干部。那年张家口地委书记葛启因对“三面红旗”有怀疑、因抵制而遭撤职后，派河北省副省长胡开明同志前往接替。本来是受命去反右的，去了之后公开宣传包产到组。结果自己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众矢之的。他不屈服，竟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又把要求实行包产到组的材料直接呈送毛主席。结果几天后，毛主席在一次全体会议上说：“河北有个副省长，很开明，但就是‘胡’开明！……”领袖发话，一言九鼎，胡开明成了一个反面教员，闻名全国。继之而来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直到1977年，万里同志来安徽主政时，向中央指名要这位被贬在河北一个小县里的胡开明同志，第二年就调到安徽来了，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农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万里兼任）。听说他在百年未遇的大旱灾之年，安徽省委提出“借地种保命麦”的“六条紧急指示”（简称《安徽六条》）的紧要关头，胡开明同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笔者见到2012年第1期《炎黄春秋》刊载时任胡开明秘书的张育瑄同志撰写的《胡开明在安徽》一文，得到了印证。）笔者后来又见到老作家杨沫的呼喊，特摘录于下，且作郭老心情的佐证。她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开明虽被平反了，但当年整他的一大帮人还在，这位‘活着的彭德怀’的事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多么发人深思啊！（引2011年7月8日《作家文摘》第11版老鬼著《晚年杨沫为胡开明大呼喊》一文。） 那天郭老又说，还有两份材料都是1962年发生在我们安徽省的：其一，是中共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同志上书中央，要求放宽政策，允许继续试行责任田的信；不久，又以中共宿县符离集区委全体同志的名义，再次上书党中央，系统地、有条有理地陈述列举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的“十大变化”和“七大理由”，大胆地论证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方向对头，效果显著，的确是一个行之有效利国利民的好办法；其二，就是安庆地区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于1962年直接给毛泽东主席写的信。信中他大胆坦诚地陈述了实行农业合作化、“公社化”以来，农村出现的“荒、逃、饿、病、死”的悲惨景象……信中苦苦哀求允许农民保留责任田，苦苦哀求中央不要“改正”责任田的做法，以免广大农村继续出现更大的灾荒！……郭老深沉地说：“要知道，那时正当是庐山会议之后呀，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高压政治气氛下啊！说这样的话，犯的是坐牢、杀头之罪呀！我对党的高层领导和基层组织中，竟然有这样一些人杰志士，敢于不顾个人安危，如此大胆，甘冒风险，直言死谏，为民请命，如实反映情况，深感万分敬佩，万分敬佩啊！比起他们来，我所做的一点点工作，还有什么可以值得夸耀的呢？” 郭老一席掏心窝子的话，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