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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配问题 以上几个具体问题，在不准责任到户的地方，把它说成“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在肥西的山南、官亭两区，已经无人谈论。因为实际上已经都经过社员讨论，有了解决的办法。在责任到户比较多的肥西县，现在倒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进行分配（的问题）？这件事，目前在肥西议论纷纷，从县、区、社、队干部直至责任到户的社员，都赞成“大包干”式的分配方法，就是每一户社员，按承包合同，向生产队拿出“七大缴”（一、征购、超产、储备粮；二、油料；三、棉花；四、肥猪；五、公积金；六、公益金；七、生产队提留），其余都分给社员。这种办法简单易行，分配时，生产队只要一份表，每个社员家里，不要搞“一年早知道”，他也能知道自己一年能收入多少东西。据说这种办法上级不同意。说这样搞怕人家说“象单干”，面子上不好看。要按定产量、定工分、定生产成本、定口粮标准等一户一户、一项一项算好收入，及应得的工分、口粮等等，然后再放到一起分配。这样一来，每个生产队要填四、五张表，每户社员也要填几张表，算来算去，其结果与大包干分配，没有多大差别，费时伤财，就是为了追求在一起分配这个形式。大家反映：这样搞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但目前肥西县正准备调3000名大队以上干部来干这件事。金牛公社有个副书记向我说：“我在农村干了这些年，给这样一算都算糊涂了。实际上对每户的收入、支出，以及他们对国家、集体的贡献，在责任到户时，已经考虑过了，在分配上何必又搞这个形式？” 八、几点意见 我与江城、玛金同志三个人这次六安之行，都长了不少见识。虽然中途玛金同志赴京开会，江城同志因事返肥。但我们一起走过了大部分行程，一致以为：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袭击下，安徽这两年农业还能稳定地向前发展，集市贸易繁荣，人民生活改善，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7个县的同志们，在主观上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把农业生产责任制搞好。但从整个农村经济的实力以及少数干部的思想倾向来看，又使我们产生一个“大病初愈，余热未清”的感觉。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我们认为： 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农村中还要深入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以扫除极“左”路线在某些同志头脑中遗留的严重影响。只有这样，干部思想才能彻底解放，才能从实际出发，改革农业管理体制，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现在不从经济实效出发，还在抽象地谈论方向、路线，从概念出发，等着上级指示办事的人，仍不乏其人，对生产发展影响很大。 二、省委关于农业经济政策的《六项规定》，对落实生产队自主权以及按劳分配 原则，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是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有一些地方，至今还认识不足，对社员的正当要求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仍然采取硬压的办法，甚至造成大量减产也在所不惜。我们希望在贯彻三中、四中全会农业文件的同时，要强调一下上述两项原则，对那些违背生产队自主权、违背按劳分配原则，造成损失的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负经济责任。 三、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应一样对待。我省今年夏粮增产百分之二、三十的社、队，都受到表扬、鼓励；但是责任到户的地方，有的区、社、队增长两、三倍，却没有人敢表扬。肥西县山南区，是六安地区今年农业增产最突出的尖子，应当说，山南区委是对农业发展速度的严重性、紧迫性，理解得比较深刻的一级组织，但受不到应有的鼓励。区委书记汤茂林每次到县里开会，总是不敢吭声，低着头听人家冷嘲热讽，这是很不正常的。请省委调查这个问题，予有功者以应得的奖励，以促进农业生产加速前进。 我没有搞过农业，知识也极有限。为了对四个现代化尽匹夫之责，谒诚上报。因是走马观花，错误和不当之处，更加难免。请批评指示。 郭崇毅 1979年11月26日 这份洋洋万言的郭崇毅第三次上书党中央的调查报告，翔实地记述、反映了在肥西实行责任到户的影响下，邻近县、社的反应和动态。这份《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郭崇毅于1979年11月26日写成之后，直寄党中央。 1979年12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汇编农村改革专辑上，特加按语，全文刊发，发行全国，影响甚广。 郭崇毅为要求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五个月三次上书党中央，直接为中央领导决策提供了一份依据。其胆、其识、其功绩，载入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史册！ 责任到户 势在必行 ——郭崇毅给中共安徽省委的一封信 1979年11月26日，郭崇毅在给中共中央寄出《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后，又将调查中看到的听到的农民对包产到户的心声和热情，于1979年12月15日，给中共安徽省委也写了一封诚挚恳切的书信，题曰：《责任到户，势在必行》。郭崇毅作为省政协委员、省人民政府参事，可说是尽心尽责，一片真诚。全文如下： 中共安徽省委：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我6月、8月写的两次报告已上达省委。11月又写了一报告，请省政协转呈省委，不知已收到否？现将对当前农业生产责任制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报告如次。请转万里书记或分管农业的同志。 一、 责任到户 势在必行 我国农业自50年代后期，发展不快，甚至遭受严重挫折，其根本原因，就是搞平均主义，违反了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按劳分配”这个科学的法则所造成。近来许多地方，干部和群众用多种形式公开或变相搞责任到户，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我随江城、玛金同志到六安地区7个县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发现凡是实行责任到户这种管理方法的县、区、社、队，都大幅度增产。哪里压制得厉害，哪里就严重地减产。因此，要求责任到户的呼声，风起云涌，日甚一日。根据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25项政策的第一项：公社所有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的决定。这样下去，徒然造成重大的损失，而终归还是压制不了的。现在，要求在农业文件的“计酬形式”中，于三个“可以”之后，加上“也可以责任到户”，已是广大农村社员和基层干部的迫切愿望。从我们这次从六安（地区）看到的情况，以及听到其他地区的一些反映，除地广人稀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外，责任到户，势在必行。请求省委将上述情况和干群的要求，上报中央，以资参考。 二、理论方面，需要探讨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到户的性质，根据群众的实践经验，大家认为：责任到户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破坏集体经济，而是巩固了集体经济；不是妨害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而是发扬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有关这一方面的理论，斯大林在30年代初期，纠正苏联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左”倾机会主义危害时，曾严厉指出强迫推行农业生产“公共化”，以及在“分配”与“日常生活”问题上实行“公共化”，都是违反马列主义原则，歪曲党的路线的。斯大林同志认为：把歪曲党的路线的行为纠正过来，不是退却，而是巩固与完善农业集体化的措施。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一是阶级性；二是实践性。既然责任到户可以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有利于人民政权的建设，它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引下进行的。那些用种种借口和手段，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即使断章取义地引用马列主义著作，一千句一万句，到头来，也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 现在农民要求责任到户，并不是要求土地私有制，也不是要求解散“生产公共化”，而是要求改变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改变把大家“绑在一起混时间”的劳动组合。这正是回到党的正确路线，巩固与完善集体化的措施。至于这样做会不会妨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妨碍建立现代化的大农业？斯大林在《给集体农庄工作同志们的答复》一文中，曾说：“现在工作人员应当专心于乡村集体农庄组织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工作。当这个工作获得应有成绩时，‘巨型农场’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的。”现在有些县、区的负责同志，正是在上述问题上顾虑重重。请省委考虑，能否通知各地就这些问题，作一次认真的探讨，以解除顾虑。 三、各项管理制度必须抓紧建立 已经责任到户干了一年的地方，事实证明，除获得大幅度增产外，并未造成任何破坏和混乱。但在部分社、队开始搞责任到户时，因是群众自发行动，干部又怕冒“帮助群众搞单干”之嫌，不敢与群众商订制度。因此，确有个别“累死牛”、“打破头”的现象（在生产队集体干活时，也有死牛与打架吵嘴的事）。但绝大多数社、队责任到户后，把耕牛喂养得更好，社员之间的纠纷亦大大减少。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区别？关键在于干部是不是放弃了领导。现在我省有不少地方，对社员要求责任到户，开始时用批判“单干风”时那些罪名，来吓唬群众；吓唬无效，就强力压制；压制不了时，就放任不管。这样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许多群众反映：即使庄稼已经种到田里，再分开来责任到户，也会大大增加产量。请省委考虑，可否通知各地，按照中央文件生产队“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安徽）省委关于农业的《六项规定》强调的生产队自主权与按劳分配原则，对群众要求责任到户，在“不提倡”的同时，也不要强行压制。对已经到户的，要帮助制订有关制度。要向群众讲明：不要因为怕收田不安心生产，不要过多使用速效肥，破坏了土壤结构，要培养地力作连续增产的打算。 最近，我又到肥西去了一趟，山南区委，在总结责任到户一年的经验时，就如何进一步巩固与发展集体经济，如何解决劳力、水利、牛力、大农具调配，如何照顾五保、四属与缺劳力户，如何增加对国家贡献、公共积累，如何迅速提高社员生活，以及如何发展多种经营等等，归纳为10个问题，正在制订并完善这些制度，是值得各地借鉴的。不知可否在内部文件中，介绍这些经验。 郭崇毅 1979年12月15日 之后，新华社安徽分社根据郭崇毅自1979年7至11月五个月内，三次上书党中央的报告摘编成文，以《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为题，刊载于1980年4月19日《新华通讯社文稿》第995期。 郭崇毅的这份《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为什么能引起中央和中央专门研究农业经济的权威部门和专家精英们如此重视、如此关注呢？原因十分清楚，郭崇毅的这份报告，反映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大量真实的情况，不仅对“农村包产到户势在必行”这个观点，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而且为中央对农村改革实行包产到户的决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同时，在报告中，郭崇毅还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农村改革大辩论中的一些趣闻趣事。这里特略叙一二，以飨读者。 椿树公社的故事 那是郭崇毅和江城、玛金三老开始到六安地委时，郭崇毅为了了解与肥西县山南区相毗邻的六安县椿树公社的情况，特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约六安地区农业局局长何少桓同志同行，专程来到了椿树公社。接待我们的是公社一把手余书记。 这位椿树公社的余书记，是一位十分忠厚朴实，且又性格异常刚强的人。与我们见面后，在交谈中，当话题一提到当前农村出现包产到户的情况时，这位人民公社的余书记，顿时就情不自禁忧心忡忡地发出了慨叹。他说： “唉！你们在省城还不知道吧？现在农村又有人在搞包产到户啦！哎……哎，什么包产到户呀，明明就是搞单干嘛！你们是从上面来的，没有见到在农村这股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发展起来啧啧……有多厉害哟！而……而我们的许多同志，一遇到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到这样事关路线的关键时刻，就不讲原则，就挺不住，硬是不警惕啊！……” 余书记一席话，有理有据，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弄得江、玛二位啼笑皆非，无言以对，默默地看着同行的农村包产到户的积极推行者——郭崇毅。郭崇毅干脆来了个顺水推舟、顺藤摸瓜，把话头转了个弯子说： “余书记，依你看，他们搞包产到户到底搞得怎么样呀？” 郭崇毅的话一出口，余书记心中的怒火就一下窜了上来。愤然答道：“他们收多收少，我也没有到现场去给他们过秤过磅。他们整天说他们包产到户大增产了，翻几翻啰，吹得天花乱坠！但是，我不管他们收多收少，有一条我是坚定不移、决不退让的。”他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地说：“那就是，我们共产党总不能带着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总不能让解放后翻了身的农民，再去吃二遍苦，受二荐罪吧？这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最起码的一条底线呀！你们说对不对？” 江、玛二老闻听此言，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位经过长期“社会主义教育”出来的 “左”得可爱的人民公社书记，无言以对。郭崇毅冷冷地望着这位让“左”迷了心窍的人民公社领导，并不示弱，紧追问了一句： “余书记啊，看来你们椿树公社，有你当家，该不会受到多少影响吧？” 哪知郭崇毅这一句话，恰巧戳到了这位公社余书记心里的痛处。顿时，一脸哭腔诉起苦来，说：“唉哟，这么大的风，掀起了这么大的浪，我们椿树公社与肥西县山南区山水相连，田地相接，能躲得掉吗？能不受影响吗？影响大得很呀！……不过，原则问题上，我决不退让，决不示弱。他们山南区搞了一年包产到户，我就反击了一年，毫不含糊。” “效果怎么样呢？”郭崇毅的兴趣也上来了。 “可是，上个月，就在上个月啊。我们椿树公社沿肥西边界的三个大队，不请示，不报告，不经我的许可，他们就私自拉绳子，分田分地到户了。你们看看，真正无法无天呀！把我气得要吐血！……” “那你怎么不管管呢？”郭崇毅紧盯不放。 “管了。怎么不管？我一听到他们在拉绳子分地了，中午饭都没来及吃，饭碗一推，立马赶了过去，把绳子拽掉了，一顿火发了，把他们轰散了。真正无法无天，把我活活给气伤了……” 郭崇毅为探究竟，紧接着问道：“余书记啊，靠你一个人这么撵着轰，也不是办法呀。这么大的事，你没有向上面反映反映？” 郭崇毅这一问，又把这位余书记问蔫了半截。他有气无力地又义愤难平地答道：“唉！别提了。我连夜把这严重事态向上级作了汇报。区里、县里都报告了！” “上面怎么说？”郭崇毅紧追不舍。 “别提上面了，问题反映上去，上面电话里支支吾吾，又不出面给我们撑腰。你们瞧瞧，这叫什么事！……” 这时陪同郭崇毅三人一道来的六安地区农业局局长何少桓同志，内心也许认为自己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插话说：“这事……这事呀，叫基层干部也为难，不好办哪！” 何局长一句话，蓦地又激起了那位余书记的战斗激情。他用一只手有力地在半空中划了半个圈子，说：“现在，我们六安县有的公社也动起来了。我们椿树公社也已经受到了月牙形的包围，形势愈来愈严峻。不过我不怕。当年我在朝鲜战场上甘岭，面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的飞机大炮，我们都把他们打败了。现在搞包产到户的人再多，我也要坚守社会主义这块阵地！” 呵呵，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啊！ 说到抗美援朝，1951年，郭崇毅作为我国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唯一的安徽代表，曾到过朝鲜战场，对英雄的“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从内心万分崇敬。可是此时此刻，无法深谈啊。幸而他们五个人围坐在椿树公社木器厂的小桌子上吃饭时，郭崇毅闪眼见公社余书记床头边放着一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册子。总算找到了话题，打破了一时的尴尬。缓缓地问道： “余书记看过这本书啦？” “看了两遍。讲的凡事都要实事求是。” 郭崇毅觉得这时有话可说了。说：“余书记呀，你守上甘岭的精神，我十分敬佩。不过今天的情况好像不大一样啊。我看搞包产到户的农户，再有一季丰收，就要盖新瓦房、建仓库了。你们椿树公社如果产量再上不去，你如何向农民交待呢？” “嗯，这确实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究竟怎么回事呢？搞集体化生产，‘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多么明显，可我们干部跑断腿，磨破嘴，粮食产量高低就是上不去！这些日子来，我心里也一直感到纳闷……” 郭崇毅的问话，似乎触动了这位从敌人炮火里闯过来的余书记，但他的一脸严肃，似乎仍不肯动摇他对以往“大呼隆”集体生产的虔诚信念。在离别的路上，郭崇毅蓦地想起了一次参观菊花展吟咏的一首小诗，这时竟浮上心来，意境依然，不禁淡然一笑。默默地吟诵了起来。诗曰： 霜天风急雁鸣哀， 姹紫嫣红次第开。 莫信黄花真傲骨， 荣枯青帝早安排。 一别半载。1980年夏收时节，心系农村改革的郭崇毅，再次来到山南区，听说相邻的六安县椿树公社不但早已分田到户，而且是包干到户了。这正是郭崇毅一再提倡的“责任到户”的主张呀。郭崇毅喜出望外，当夜就驱车赶到椿树公社。正巧，接待他的正是这位公社余书记，二人见面，小别重逢，激动不已，欣喜万分。郭崇毅紧紧握住余书记的手说： “余书记，椿树公社变样啦！” 余书记尴尬地朝郭崇毅笑了笑说：“您上次走了以后不久，我们公社就有几个大队书记，自称‘猫派’（即‘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理论的戏称），他们瞒着公社，擅自把土地给分到了户。再看看友邻公社，他们搞得更凶。我见情况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要干就干脆一步到堂：包干到户。先把粮食产量拿下来，让农民富起来再说。” “哦，老余你干得好啊！” 郭崇毅一下抱住了勇敢善战的余书记。 “五尺布大手巾”的来历 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大潮，以波澜壮阔之势，迅速在江淮大地上推开了。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竭力推行农村改革，使农业增产，让农民多收，自然是莫大的光荣。一时间，社会上对安徽农业改革孰先孰后？谁是领头？叫啥名称？……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对于这一类世俗虚名，郭崇毅心里看得很淡，也看得很透。他说，其实就在安徽肥西率先大面积包产到户后，后来又吸收了安徽凤阳县大包干到组的“包干”二字，形成“包干到户”的名称，才完善和促进了农业责任制的兴起。至于“家庭联产承包”等等派生出来的许多新名词，讲究实际的农民是不大看重的。 讲到农村改革谁先谁后的事，趣事中还有更有趣的故事哩。 1980年春，椿树公社已由反对包产到户“一步到堂”，搞起了“包干到户”。真有点儿后来居上的势头。可是，当初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区呢，却因“树大招风”，又担心“枪打出头鸟”，经受了太大的压力。到了大家都干起来的时候，他们反而有了点后怕，宣布说：“只准包产到户，不准包干到户。”还讲出了一套自圆其说的“理由”。说什么：“包产到户必须统一分配，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山南人在农村改革中，把头居然又往回缩了起来。他们转过身竟然反对起椿树公社搞包干到户的做法来了。他们这么说，这么做，无非是想标榜自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不光是嘴巴上说说，而是有板有眼、正儿八经地行动了起来。 就是这个当初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区，把全区几百个生产队会计全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习怎么搞“统一分配”的方案。而且把这个方案的条文规则，弄得细得不能再细。并且把这个“统一分配方案”的条款，全文抄出来足足有好几尺长，各社各队张榜公布。可见他们真正是下了一番不小的工夫哩！ 有一位公社书记对郭崇毅发牢骚说：“照这样的分配法，我干了几十年公社书记了，这个好几尺长密密麻麻的“统一分配方案”的条款细则，我横过来，竖过去，怎么也看不懂这个分配方案到底是弄出个什么名堂？哟！啧啧……“说着把脑袋摇成了个拨浪鼓。 有的农民干脆指着贴在墙上的分配方案，气愤地对郭崇毅说：“郭老，您瞧瞧，您瞧瞧！这样的分配方案，贴在墙上，就像我们夏天围的大手巾！” 郭崇毅对山南区创作的《分配方案》，也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番，觉得如此烦琐，确实是个问题。当时，为了帮助肥西解决这个问题，郭崇毅便又挑灯夜战，伏案写了一篇文章，以《故乡探访》为题，发表在1981年11月30日《安徽日报》第二版上。文章把农民讽刺的《分配方案》，以“五尺布大手巾”做了小标题，痛加劝阻。由于郭老的一片真诚，及时指出做法上的弊端，使农村改革健康地发展。这样在众多的批评和反对声中，肥西县山南区发明的“统一分配方案”，就自行废除了；肥西不准“包干到户”的这股“风”，才偃旗息鼓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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