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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郭崇毅是安徽也是全国最早向中央反映肥西农民包产到户情况的人。他忠实履行政府参事职责，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三次上书党中央呼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为促进我国农村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郭崇毅传奇人生》这本书是丁育民先生前后20载的心血之作，书中内容或由郭崇毅参事亲口所述，或是亲手交付原始史料。这部亲历、亲见、亲闻之作，为我们真实生动地还原了那段历史。 精彩阅读 第五部分：三次上书党中央 大灾逼出一身胆 公元一九七八年，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头。 这一年12月18至22日，划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首都北京隆重召开。 就在这一年，郭崇毅的故乡——安徽省肥西县，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大旱灾。自入夏，到冬季，未落过一场透雨。田地龟裂，晚稻颗粒无收，午季作物小麦、油菜种不下去，来年春荒，不堪设想。人们仰望着百年未遇的焦天大旱，忧心忡忡，人心惶惶…… 当时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同志，眼看着这危急万分的严酷形势，心急如焚，如坐针毡。为了挽救来年春荒，必须千方百计保障眼前的秋播秋种，这是当前的关键的关键。省委当机立断，作出“借地渡荒”的救急决定。立即以省委的名义，发出“六条紧急指示”①。其中一条名字就叫“借地种保命麦”。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文件中，仍然明明确确规定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啊！…… “借地种保命麦”， 说得容易，怎么个“借”法呀？一接触政策的实际，犹如眼前拦起了高压线，“借地种保命麦”，还只能是“水中明月”、画饼充饥啊！ 也就在这一年，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官亭公社书记杨传华（呵，又是这个自愧自责的杨传华），他们祖宗八辈子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深知农民的疾苦，眼看着土地冒烟，庄稼枯萎，心如刀扎。严峻的形势，明摆在他们这些农村基层干部的面前。一边是坚持原则，死守政策，眼睁睁看着来年春荒饿死人；一边是领着社员铤而走险“走歪道”犯政策，谁都知道，政策这道线，这可是“高压电”啊，摸不得，碰不得的。弄不好要闯大祸，倒大霉，身败名裂的呀。怎么办？这两位土生土长的农村基层干部，硬是让大灾逼出了一身大胆：说道“你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这也不是一味蛮干，也要讲点“领导艺术”。与此同时，也逼出了一条非走群众路线的决心： 他们私下里商议，打着省委万里书记“借地种保命麦”指示的旗号，横下心来，铤而走险，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将省委“六条紧急指示”中 “借地种保命麦”一条，来他个“偷梁换柱”，将“借”字改成“分”字。社队上下统一口径，对上说“借地种保命麦”，实际来了个分地到户，抢种“保命麦”。哪知道就这么私下里将一个“借”字改成个“分”字。这个“分”字，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包产到户”。一“包”就灵，竟然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威力，一夜之间，犹如一点星星之火，一下子点燃了郊野荒草，迅猛烧起了燎原的熊熊烈火…… 在百年未遇的大旱灾面前，濒临绝望的农民，一下子调动起火一般炽热的生产自救的积极性。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战旱魔。人不分男女老少、干部群众；时不分白昼黑夜，烈日当头，披星戴月，硬是锹挖锄磕，挑水点种。肥西山南区田野里，一下子沸腾了起来，遍地开花，“人海战术”，一派热火朝天！山南区不到1个月时间，在龟裂的旱地上，播种小麦10.8万亩、油菜4.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0%以上。而在以往大集体“大呼隆”的正常年景，整个山南区种小麦加种油菜，两样合在一起，也从来没有超过10万亩面积啊！ 说到这时，郭崇毅兴高采烈地说，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灾荒年景的奇迹，就这么生机勃勃地出现了！ 【注释】 ① “六条紧急指示”：即由万里同志领导的安徽新省委，在1977年11月28日推出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稿）》，简称《安徽六条》。“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载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一文，肯定了《安徽六条》。”（引自陈廷一著《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的岁月》。原载《中国作家•纪实版》2010年第9期、2011年2月22日《作家文摘》第6版。） 重返故里 私察真情 （C6—图358号）1979年夏，郭崇毅在肥西农村地头向老农调查。（插入第五部第2章） （C7—图356号）1979年夏，郭崇毅在肥西县山南区金牛乡与农民地头交谈。（插入第五部第2章） （C8—图357号）1987年5月14日，郭崇毅（右二）在丁育民（右一）、次子郭其彬（右三）、儿媳丁跃真（右四）陪同下游览池州齐山翠微亭。 乡间奇迹，在民间不胫而走，传播最快，一传十，十传百，愈传愈广，愈传愈神！ 郭崇毅得知肥西县山南区官亭公社大旱之年（1979年）午季获大丰收的特大喜讯，欣喜若狂。 郭崇毅深深体会到，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只要根据生产力现有的水平，调整好生产关系，生产就一定能上去。他深信：只要把农民从捆绑在一起搞“大呼隆”生产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中国八亿农民，将会爆发出多么巨大的力量！中国广阔的农村天地，必然会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不愧伟大时代的伟大景象！ 肥西农民的生动实践，确凿无误地证实了郭崇毅自五十年代以来，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向他反映的种种实情，要求农业建设必须按照科学的客观规律进行，切不可随心所欲，搞什么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大呼隆”穷过渡……把号称农业大国的中国农业搞得濒临崩溃，把勤劳朴实的亿万农民推向了绝境！ 郭崇毅此时是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也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重任在肩，他午夜三思，虽说党中央三中全会文件（草案）上仍有“两个不准”，但农业要发展、农民要吃饭，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这就是郭崇毅的理解。因此，他认为，这时是应当把肥西农民大灾之年靠“包产到户”夺得大丰收的喜讯报告党中央。为了促使中央改变文件上那“两个不准”，彻底解放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枷锁。当然饱经风霜的郭崇毅，自然知道，这样顶风而上的严重后果，是要担当“干扰中央大政方针决策”的罪名，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尽管这样，他觉得应当向党中央冒死直言进谏、恳请中央对农业经济、对农村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给中国农业带来生机，给亿万农民带来生路。 于是，郭崇毅着手挑灯夜战，开始书写反映农村实情、呼吁实行农村生产包产到户的专题报告。提笔思涌，触景生情，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回顾二十六年前的1956年12月，由于如实书写了揭露 “全省标兵”的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减产虚报的视察汇报，说了真话，反映了实情，触犯了当时的那些好大喜功一手遮天的省委领导，遭受灭顶之灾的悲惨情景，黑白颠倒，百般的羞辱，没完没了的批斗，打成右派，升作“现行**”，判刑、劳改，受尽折磨……那无情冤案，那恐怖残酷的手段，又一幕幕地浮现到眼前…… 今天1978年，我郭崇毅又斗胆逆中央文件的“两个不准”，公然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明目张胆地鼓动单干，逆潮流而动，这个政治风险的后果实难预测啊…… 郭崇毅左思右想，前后掂量，这确确实实是个大题目，是个了不起的天大的大题目。我郭崇毅个人安危事小，全国亿万农民的生计，可是天大的大事呀！事情想到了这一步，心也就一下横了下来，我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来了，大不了再来他个“二进宫”吧，再到白湖劳改农场去养猪，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荒湖滩上，再去渡过后半辈子的风烛残年吧。即便如此，为了中国亿万农民的生计，值！ 人既不畏坐牢、砍头了，也就无所惧亦无所忧了。为农民理直气壮地讲，理直气壮地去干。于是，郭崇毅这位身为民盟盟员的芝麻小官，省政府的参事、省政协的委员这些参政议政的民意代表，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竟敢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如此胆大妄为，顶风而上，触犯天条，他果真要把脑袋拎在手里，赴京上书，直言进谏告御状了！ 是的，世界上有些事，在事后看起来是为大家都懂得的一些简单道理，也是能够很容易办得到的事情。然而，在事情发生的当时，顶风而上，就是“逆潮流而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这时能看出点问题，讲出点道理，表明自己的态度，为民请命，冒死进谏，鼓动改革，是确确实实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的。决非那些事后诸葛亮们，自我标榜为“农业改革先躯者”所能比拟的。试想18年前，曾在六十年代初挽救“三年自然灾害”饥荒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深受农民欢迎的“三自一包”，至今仍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定罪，把实行“三自一包”的人，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直到不久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文件上，仍然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呀。两个“不许”，仍是套在农民头上的紧箍咒，在“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改造中，依然是红灯高悬，警钟长鸣啊！那时又正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余波未息……在这种左的政治气候下，全国上下谈“包”色变之际，郭崇毅竟要“伏阙上书”，竟敢“干预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如此“不识事务”，岂不是狂妄至极，自找霉倒吗？ 为此，背地里，就有人称郭崇毅是个一头撞到南墙不回头的“怪人”。 其实，说怪也不怪。郭崇毅一生中，为农村改革讲真话，直言苦谏，挨批挨斗劳改坐牢，受尽人间的屈辱和折磨。他吃的冤枉苦还少吗？然而，他生性刚正不阿，只要他认准了的事，就百折不挠，义无反顾，决不动摇。他常说：“在是非曲直面前，为了选择是与直，虽面临屈辱和死亡，我郭崇毅寸步不让，决不退缩。”他还说：“我这个人不会做工，不善务农，既然党叫我当人民政府的参事，又让我当人民政协的委员，我就应当尽心尽责地参政议政，真心诚意地为农民向上反映真情实况，就应当为农村改革尽应尽之责。” 熟悉郭崇毅的人都知道，他说的这些话，决不是故意作秀，标榜自己。这确实就是他当时真正的心态，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刚正不阿，怀着感恩的心对待农民。难怪人们戏称他是有名的“少不更事”、“老不更事”了。 1979年6月，正当江淮大地割麦午收季节。郭崇毅在合肥家中，再也坐不住了。他独自一人兴匆匆地赶到故乡肥西。23年前，他到肥西是受组织派遣，受命视察；今天，他来到故乡肥西，却是主动“私访”。在县里，肥西县委书记李尚德同志、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文题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他只是讲： “阔别故乡二十多年了，虽近在咫尺，一直未能回来，心中时时惦念，也很惭愧。今天一路上，所见家乡的变化，乡情依然，倍感亲切。”郭崇毅一再说：“我这次回来，探亲访友，纯属私事。只想到处走走，随便看看，不用县里派车接送，更不用派人陪同。……” 当时，郭崇毅未向这两位父母官表露自己此次来的真实意图。 郭崇毅回到故乡，真是熟门熟路，出了县政府大门，就直奔山南区委会。书记汤茂林早就在等着他心目中尊敬的郭老了。他把自已在区里睡的床，让给了回乡来作客的老领导郭崇毅睡。二人见面，紧握双手，气氛热烈，感情真挚。郭崇毅一住就是四、五天。从山南到官亭，由基层干部和老农们陪同，走村串队，察看真情，所见所闻，到处是一派喜气洋洋，一幅丰收景象…… ——郭崇毅白天察看田间丰收场景，夜晚伏案挑灯夜战，仔细核实区和公社提供的奇迹般的一笔笔数字…… ——郭崇毅走村串队，直到收割地头，搭乘的无论是大“东方红”拖拉机，还是“吒吒吒”的手扶拖拉机，统统都满载着堆积如山的丰收小麦垛子。他坐在农家用大被单、旧床单临时缝制的装满麦子的大口袋上，跟着拖拉机到农民家中和地头，四处察看。所到之处，所见都是一片喜悦的大丰收景象。农民们说：“过去到生产队背口粮，一条小面口袋就行了。今年家家户户一下子收了那么多粮食，屋里都没有东西装了！”…… ——郭崇毅亲眼所见，毫无虚夸。 ——郭崇毅所到之处，只见家家户户农民门前晒场上都堆满了麦堆，有的连床上都堆着麦子。官亭公社官北大队夏老庄生产队队长袁友和兴奋地对郭崇毅说：“我们夏老庄生产队，去年全队总共只收了小麦一万五千斤，今年一下就净收了近五万斤小麦，整个儿翻了两番，还拐了个弯呀！就拿我家来说吧，去年只分到麦子六百一十四斤，今年一季就收了两千五百多斤。真是天大的变化，天大的喜事呀！”袁友和队长说得嘴巴都合不拢了。郭崇毅心想袁友和是队长，生产队里各家各户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心里暗暗打算，抓住这个典型，“解剖”他这只“麻雀”。于是，郭崇毅就在袁友和家的堂屋里坐了下来，细细聊聊。袁友和就扳着手指头对郭崇毅说，他家的收成在他们队里，还不算冒尖户，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中等户。冒尖户的收成就更可观哩！…… 郭崇毅在汤茂林书记他们陪同下，在乡间田野走访的路上，一位名叫方立春的青年农民，突然从地里跑上田埂，拦住郭崇毅兴奋地说：“郭大爷，我知道，你老是帮我们农民讲话的清官。你来得正好，我有句心里话要对你老讲。我家有五口人，去年全家只分到麦子四百斤，菜油、棉油加起来二十二斤一两；去年秋天大旱，包产到户，我家包了四亩地，今年夏收，一下子收了麦子一千五百斤、菜油一百零六斤半。两下一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郭大爷啊，说句掏心话，这些年来，我家粮食年年不够吃，一到现在这种时候，就要背着口袋出去‘搞粮’了。到处求爹爹拜奶奶，真叫可怜哪！瞧，今年一下我家就翻了身！” 郭崇毅一行，走在田埂上，见到几个正在秧田里拔秧的青年农民，扬起秧把，朝郭崇毅他们直言不讳地直着嗓门嚷嚷： “哎，说千道万，就是政府不相信我们种田人啊。要相信我们，就把田分给我们种，我敢向政府打包票：保证年年丰收，把多收的粮食，全都交给国家。” …… 郭崇毅，这位年近花甲的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听着农民群众这些朴素的真情话，听在耳里，喜在心上。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支撑着病弱的身子，回到生产队里，又端坐在昏黄的油灯下，重操旧业—— 吐真言，书实情，撰写他这次肥西之行的农村调查报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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