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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所亲历的一件事情 转自：青岛知青网 作者：语境 我在监狱工作。1975年从兵团分配至监狱从警至今，始终是在与犯人打交道；经历的事情有许多许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往事如过眼云烟，都已经淡漠了。但是只有一件事情让我没齿不忘，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而无法释怀。 90年代，我在监区任管教助理员。每逢周一，是我们监区犯人亲属探监的日子。我们监区有个犯人叫孙振太，家是宁阳县的。因盗窃罪被判7年刑入狱；入狱时21岁。孙振太的父亲50岁左右，个子不高，每月都来探监。探监时总是围着一条长长的围巾，戴着一顶破旧的帽子。每次来都要坐在接见室小院里的石台子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他说自己有哮喘病。每次接见时他都要和我攀谈几句。每次他都在恳求我：“队长啊，一定要把俺这个孩子教育好啊，老孙我就拜托你了！不然，俺们这个家可就散摊了啊。"我也总是在劝慰他：“放心吧老孙，孩子会变好的！”其实，孙振太的改造情况我心里很清楚，他是本监区的危险分子。性格内向、脾气古怪，平时话语极少。监区里哪名犯人冒犯了他，他总是用阴冷冷的目光直视着对方，样子着实恐怖。有一次，和同班组的一名犯人因生产琐事吵架，收工时孙振太从车间悄悄将一块半头砖塞入怀里带回监室。半夜，他拿着砖头从床铺上下来，猛地向那名犯人头部砸去，熟睡的那名犯人被砸的嗷嗷直叫，额头上被砸出了一个血窟窿，鲜血直流。为此，孙振太被禁闭半月，并被定为监区的危险分子，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实施包夹控制。当然，这些事情我并没有给他家里人说。 记得那一年的夏季，孙振太的父亲连续两个月没来探监了。我以为是农村地里的活路忙，顾不得来看孩子，也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又是一个接见日，我照例带着犯人们到接见室接见他们的亲属。大约9点钟左右，进来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她怯生生的对我说，他要见孙振太。我问她是孙振太的什么人？她说是孙振太的妹妹，我问她你父亲怎么不来？她说父亲病了，让我来看哥哥。我没有多说什么，直接给监区值班室打去电话，让其他干警带着孙振太来接见。兄妹俩隔着铁窗对话，我在旁边Jian听。Jian听中得知，孙振太的父亲因肺癌住进了本市的肿瘤医院，孙振太的妹妹是来医院陪护他父亲的，家里还有一个偏瘫的母亲卧病在床。肿瘤医院有规定，患者家属陪护，晚上要交陪护费，每晚上一元。因带来的钱不够，在本市又举目无亲，只好到监狱里来找她坐牢的哥哥借50元钱。那时候，犯人们的零花钱每月只有3元。买支牙膏、买块肥皂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听说要借钱，孙振太从坐着的长条凳子上蹦了起来，瞪着眼对他妹妹说道：“我哪来的钱？你们不给我寄钱倒也罢了，怎么现在还来给我借钱？你当我是这里的工人在这里挣钱养活你们啊？没有！”说完，用手将长条凳往旁边狠狠地一甩，“咚咚咚”的从接见室跑出来，向车间的方向奔去，陪见的干警拦都没有拦住。孙振太的妹妹站在那里“呜呜”的哭了。看着孩子无助的样子，我动了恻隐之心。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50元钱递给了她：“拿去吧，就当是我借给你哥哥的，以后让他慢慢还我就是了。”她怔怔的站在那里望着我，眼泪又扑簌簌的落下，半天才见嘴角蠕动，轻轻对我说了句：“谢谢叔叔。”她从铁窗栏杆里接过钱来，便走出了接见室的大门。 晚上下监室，我狠狠地批评了孙振太。他蹲在那里低着头，手抱在胸前；像往常一样，依然是一言不发。我声色俱厉的训斥着他，他不时抬头看我一眼，接着便又迅速低下头去。 半个月以后，监区突然接到命令，说要调一批犯人去外地监狱。名单里便有孙振太！我想去给领导说明孙振太家中的情况。但是，毫无意义。调犯是省局的命令！早上7点，犯人们列队准备出工。教导员在队列前一一点名，让点到名字的犯人出列，只给15分钟的时间，让他们回监舍收拾东西，然后提着自己的行李到狱内大院站队，听候调遣。所有被点到名字的犯人都茫然不知所措；但是命令如山倒，他们一个个飞速跑到监舍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孙振太也不例外。押送犯人的大囚车缓缓开进了院内，犯人们在囚车门口前，两人一副手铐被联铐到了一起。孙振太也随着调犯队伍，缓缓向囚车门口移动。将要走到囚车跟前了，他抬头看见了我。突然，他“噌”的一下从队伍里跑了出来。这一举动，连押解的武警战士都没有反应过来。正要喝斥，孙振太已到了我的面前，只见他双膝跪地，两手前伸，朝着我便磕了三个头；头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咚咚咚”的响声。我被他这一突如其来地举动怔住了，扶他也不是，不扶他也不是，正要与他说话，他却又以飞快的速度跑到了队伍里，走到囚车门口被干警戴上了手铐。所有的干警都把惊诧的目光投向了我！所有的囚犯都把惊诧的目光投向了他！囚车走了。 转眼便到了隆冬时节，又是一个犯属探监日。我像往常一样，提前来到了接见室，做着犯人接见前的准备工作。门打开了，亲属们拥到了铁窗跟前等待着犯人们的到来。这时，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围着一条长长的围巾，短短的棉袄袖子里揣着一双露在外面被冻得通红的小手。她慢慢的走到我所在的位置，隔着铁窗，两眼亲和的望着我，半晌没说一句话。等我忙完手头的工作，便盯着问她，“你来见谁？”她细声细语的说道：“叔叔，我是孙振太的妹妹。”我恍然大悟，难怪她这样看着我，难怪那条围巾这么熟悉！我用和蔼的口气告诉她，“你的哥哥已经调走了，他没有给家中去信吗？”她说道：“家里知道了，已经收到哥哥的来信了，这次来，我爸爸是让我还您钱的。”“你爸爸的病治疗的怎样了？”我急切的问她。“爸爸说不治了，住院花钱太多，我们三个月以前就已经回家了”。说完，她从手里递给我一张50元的钞票，当我接过钱来时，钞票上还有着汗渍渍的体温。我不知所措，我不知该怎样安慰面前的这位小姑娘！“叔叔，爸爸让我谢谢您。”说着，她深深地向我鞠了一个躬。没容我多问，她又紧忙向我道别：“我走了，叔叔。”然后，拖沓着那双只有庄户人家才能缝制的旧棉鞋，缓缓地走出了接见室的大门。我感觉胸口堵，特别特别的堵！这可是一个盗窃犯的家庭啊，却有着一个如此高尚的父亲，却有着一个如此令人怜悯的小姑娘，她才只有13岁啊！区区50元钱却要跑上百里地来还这个帐！它在说明什么？！我点燃起一根香烟，使劲的抽着，眼角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打转儿。烟烧到过滤嘴的屁股时，我突然自问，为什么还要接孩子递过来的钱呢？为什么？为什么？！我身上还有三四百元钱呢，都给孩子，都应该给孩子！想到这，我像疯了似的跑出接见室的内门，径直向监狱大门口飞奔。我一直撵到了路口，却再也没有看到孩子的身影。我愧疚，我自责，我后悔！沮丧着像是丢了魂似的跌跌撞撞的回到了我的岗位…… 以后，我升任为监区教导员。我目送着一批批的犯人刑满走出了大墙，又看着一批批的新犯人进了监狱。在给新犯们进行入监教育时，在给即将刑释的犯人进行出监教育时，我总是一遍遍的重复着这个昨天的故事。我含着眼泪在台上讲，犯人们噙着眼泪在台下听。我能看到犯人们扑簌簌的眼泪在往下掉，犯人们能看到我眼里亮晶晶的泪花在闪烁。从那以后，监区犯人们对我特别亲和特别亲和！“为了这个家，要把自己改造好，别让这个家在你的手里散了摊！”“为了你的亲人，还为了那个路远迢迢来给我还钱的小妹妹！”我对犯人们如是说。 以后，我又被调任侦查科分管监狱的侦查工作；以后，我又被调任教育改造科分管教育工作。领导上委派我去给社会上的企事业单位作法制教育报告，其他同志感到头疼，认为是额外负担；而我却欣然应允。我不给大学里的同学们释义法律条款，不是我不懂，而是我感到太乏味；我不给企事业单位的同志们讲述犯罪的危害性，不是我不愿意讲，而是因为这样浅显的道理他们都懂的。我只讲这个故事，向他们娓娓道来，向他们细细讲述。讲述我的感受，讲述我对那位小妹妹的愧疚、懊悔和自责。彷佛是在做一次检讨。但我不知道第一次这样讲，其效果会怎样，是不是跑了题？然而，从下面听众席里那低低的抽泣声中，那不时爆发出来的阵阵掌声中，我知道我成功了！ “可别让这个家散了摊啊！”这是我的一句名言。哦，不对！这是孙振太父亲留下的名言，一个罹患癌症的农民老大哥留下的名言！语重心长，振聋发聩！它胜过法学家们，对法律条款的一千条阐释！听到或看到这个故事的人们，都会记住这句不朽的名言的。 即将要退休了，我就把这个故事再重复一遍，讲给小院里的战友们听听吧。至今，我依然在惦记着那个二十多年前即将要散了摊的家庭。不知道孙振太的父母还健不健在？不知道孙振太现在怎样？不知道那个双手被冻得通红的小妹妹是不是已经长大成年人？是不是已经建立了家庭？我遥祝他们，遥祝他们平安！我遥祝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平安！平安！平平安安！ 精彩评论 青岛老三届：真感人！语境战友让我纠正了对狱警的偏见，那都是社会舆论灌输的。狱警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呀，向您致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