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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 ，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着，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曲，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余孽也。"然而，自责归自责，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见之于日记者有下列记载，试为分类： （一）打骂佣人、侍卫、下级： 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不守口不詈人之誓，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1日："自误饮水，迁怒下人，逞蛮殴打，尚有人道乎！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2日："吾勉为庄敬宽和，以药轻浮暴戾之病，则德可进，世可处也。叫人不应，有顷始至，又逞蛮根，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所谓克己者，如斯而已乎！" 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5日："昨夜十时到黄埔，阍者弛卧，鼾声达门外，久叫始应，又动手打人。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11日："为佣人蠢笨，事事不如意，又起暴戾躁急，如此将奈之何！""暴戾极矣，动手打人，记大过三次。" 1926年1月5日："脑胀耳鸣，心烦虑乱，对佣人时加呵斥，即此一事，已成吾终身痼疾矣！" （二）辱骂同事、同僚： 1921年10月22日："庆华、颖甫先后就谈，又发暴性，犯不着也。" 1922年2月25日："下午，回八桂厅，对礼卿发脾气，自知形态不雅。" 1926年1月13日："茂如来会，以其心术不正，败坏校风，愤恨之余，大加面斥，毋乃太甚乎！" 1926年8月1日： "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三）对象不明： 1925年3月3日："欲为盖世之人物，不可不自深其学养。近日常多很（狠）厉愤狷，而无静默沉雄气象，其何以几及之也？" 1925年3月5日："昨夜骂人太甚，几使梦魂有愧。今日在途懊悔不已。平日宅心忠厚，自揣差近长者，而一至接物，竟常有此恶态，尚何学养可言乎！" 1925年10月7日："今日暴性勃发，几视国人皆为可杀。" 以上三种情况中，不论哪一种，蒋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对，因此事后对自己也多所责备。他也曾设法改正，例如立誓做到"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又立誓作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还曾提出"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蛮，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痼疾"。 戒客气，警惕虚骄 蒋介石日记中常见"戒客气"的记载。所谓客气，指的是一种虚骄之气。《宋书．颜延之传》称："虽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拟。客气虚张，曾无愧悔。"因此，宋明时代的道学家们也将"戒客气"作为修养要求。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批评自己的虚骄之气始于1919年。当年2月4日，蒋介石出席许崇智的晚宴，席间，蒋介石"客气与虚荣心并起，妄谈孙先生事"，当日即懊悔无已，在日记中自责，认为自己的言谈"不觉自暴其夸鄙，为人所嗤鼻矣"。同年，他自感人才难得， 检讨原因，认为自己"常有骄矜暴戾之色，盛气凌人之事"，不能"虚心包容"，所以有才之人不乐为己所用。① 此后，蒋介石即将"客气"作为自己修养中的大敌之一，称之为"凶德"。1919年9月9日日记云："言多客气，为人所鄙，良用惭咎。谨其言，慎其行，自强其志，不徇外为人，立身之本也。"同年11月24日日记云："近日思想渐趋平实，欲改就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奈私利心、野心、客气终不能消除何！" 蒋介石认为："客气"的表现之一是"言语轻肆，举动浮躁"，针锋相对地提出："我守我拙，言语迟钝。"① 表现之二是是气质涨浮，行为佻达，说话太多，因此提出：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无言，能言不如不能言。日记称："人之是非好恶，己之爱憎取舍，默会于心，斯得之矣，何以言为哉！" 1923年7月16日，蒋介石清晨醒来，自省差误，认为自己"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忌者，乃在骄气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因此，要求自身今后要"谨然自持，谦和接物"。他表示："宁为人笑我道学，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 戒名利诸欲 道学家们既反对纵情声色，也反对沉溺名利，视之为"胶漆盆"，要人们通过修养，从中滚脱出来。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到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讲学。陆的讲题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语。他说："今人读书便是为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朱熹对他的这段讲词非常欣赏，认为"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 蒋介石早年修身时，也很注意戒名利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励："主静主敬，求仁学恕，寡欲祛私，含垢明耻"，明确地要求自己"寡欲"。6月24日日记云："今日馁怯有余，谨慎不足，终是名利患失之心太重，能于敬、澹二字上用功一番，庶有裨益乎？" 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敬"，指的是敬于所事；"澹"，指的是"澹"于所欲。蒋介石要求自己将事业放在首位，而不岌岌于求名求利。这一层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表述得更清楚："事业可以充满欲望，欲望足以败坏各种事业，不先建立各种事业，而务谋餍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贪。蒋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别注意戒"贪"，保持廉洁。1921年，蒋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销较大，欠下一批债务。次年9月，孙中山命他去福建执行军务，蒋乘机写信给张静江，要求张转请孙中山为他报销部分债务。写信之前，蒋矛盾重重，思想斗争剧烈，日记云："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1923年7月，蒋日记有云："戏言未成，贪念又萌，有何德业可言！"可见，像他努力戒色一样，对"贪念"，也是力图遏制的。 蒋介石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习染既久，难免沾上奢侈、挥霍一类毛病。1920年岁末。蒋介石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谱，顿觉惊心，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道学家们大都要求人们生活淡泊，甘于"咬菜根"一类清苦生活。上述日记表明，蒋介在这一方面同样受到道学的影响。 在道学家的修养要求里，寡欲，不只是寡于物质生活，也包括求名一类精神生活内容。在这一方面，蒋早年对自己也有所要求。1925年1月22日日记云："好名之念太重，一闻蜚语，即觉自馁，是不能以革命主义为中心，而以浮世毁誉为转毂，岂得谓知本者乎！" 尊"诚"，重视形貌 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意为信实无欺或真实无妄，后来被视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境界。《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将"诚"视为天的根本属性，要求人们努力求诚。在《中庸》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大学》进一步将"诚意"作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自此之后，道学家无不尊诚、尚诚。北宋的周敦颐将"诚"说成"圣人之本"，要求人们经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后，回归"诚"的境界。 蒋介石深受道学影响，自然，他在早年也尊诚、尚诚。1922年11月20日日记云："率属以诚为主，我诚则诈者亦诚意矣！"这里，"诚"被蒋介石视作一种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记云："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这里，"诚"被蒋介石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1924年5月3日日记云："机心未绝，足堕信义与人格。"这里，"诚"才被蒋介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准则。 道学们不仅提出了诸多内心修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人的形体外貌方面也有许多规范。朱熹写过一篇《敬斋箴》，要求人们"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在这方面，蒋介石也是身体力行者。1925年2月11日日记云："莅团部时履不正，为属下窥见，陡觉惭汗。"近年来出现若干影视作品，其中的蒋介石形象大多衣冠端正，这是符合蒋的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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