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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的社交媒体，几乎被“屠呦呦”这个名字刷爆了。当日，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这位中国女科学家，以表彰她发现青蒿素，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 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在一片叫好声的同时，围绕屠呦呦的争议也由此展开，政府大规模项目的成果是否该归功于一个人成了讨论的焦点。于是，绕不开的“523”项目和屠呦呦的一生经历慢慢被揭开。 “文革”中的特殊任务 85岁的屠呦呦坐在家里看电视，才知道自己得了奖。“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有些意外，但也不是很意外”，屠呦呦语气平静，“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 屠呦呦的几句话，便将时间拉回了那个秉持集体主义的特殊历史时期。 1967年，一个由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的科研集体，悄悄开始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代号“523”，志在帮助北越政府“打击美帝”，研究的指向正是防治疟疾新药。两年后，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参与其中，39岁的屠呦呦机缘巧合地被推到她一生最重要发现的面前。 由于处于“文革”时期，部分资深科研人员只能“靠边站”。当时还是初级研究员的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研究组的组长。 屠呦呦遵循毛泽东主席“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开始着手从中草药中发现新的抗疟药。她查阅了大量的古代医学书籍和民间的药方，寻找可能的配方。几年时间，她“几乎把南方的老中医都采访遍了”。 青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了屠呦呦的视野。“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句东晋的古法，从两千年前，为屠呦呦送来了一根火柴，照亮了研制抗疟特效药的思路。 但做研究绝不止是“电光火石的瞬间”，真理总是千百次的“试错”熬成的。屠呦呦等人以沸点在60摄氏度下的乙醚制取青蒿素，经过191次实验，终于在实验室观察到青蒿素对鼠疟、猴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青蒿素成功提取后，还需要做一系列的临床试验，当时很难找到单位配合，于是包括屠呦呦在内的科研人员自己服药以确认毒性。屠呦呦的老伴李廷钊至今都记得，那段时间她每天回家一身的酒精味，还因为亲自服药试验导致肝中毒。 而相比庞大的“523”项目，屠呦呦的名字却从来不为人所知。即使青蒿素的研究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也鲜少有人探究这些“集体荣誉”的背后，研究人员的个人努力。 高光下的非议 终于，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医学奖评选将屠呦呦的名字第一次推向了幕前。2011年9月，81岁的屠呦呦斩获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也戏剧性地像为诺贝尔奖预演一样，让这位年迈的科学家处于荣誉的非议之中。 普遍的观点是，现在已经无从证明屠呦呦是发现青蒿素的主要贡献者。有据可考的是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 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然而，荣誉的归属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针对这一争议，拉斯克医学奖给出了解释，屠呦呦是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实验，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足够支撑她得这个奖。可见这个奖项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 四年后，并不认可集体成就的诺贝尔奖，再次把奖项颁给了在青蒿素研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个人。“毕竟，个体才能作出发现，而不是组织。在组织和机构变得愈发重要和有权力的时代，从中辨识出真正具有创造力并改变了世界的个体也变得愈发重要。”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组委会秘书格兰·汉森说。 回到屠呦呦个人 四年前，这位科学家在获奖感言中一再强调：“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一如诺贝尔奖揭晓后电话里的简单回应。 屠呦呦无法抹去集体主义的烙印，但如今，这位年迈的科学家一夜之间炙手可热起来，她的故事也终于有机会回到屠呦呦个人的身上。 1930年，屠家唯一的女孩儿降生。开堂坐诊的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家中小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 受父亲影响，屠呦呦从小就喜欢翻看医书。屠家楼顶有个摆满各类古典医书的小阁间，这里是屠呦呦童年时的阅览室：《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虽然因识字不多而读得磕磕绊绊，但这里却是她医学梦萌发的温床。 在这样的环境下屠呦呦慢慢地长大，她开始跑下楼来给父亲做帮手，而看到前来求医问药的病人喝下父亲煎熬的汤药后疼痛逐渐有所缓解，心里不由得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当父亲背起竹篓外出采药时，少年时期的屠呦呦都会像个跟屁虫似的一路追着，不停地向父亲询问诸种中草药的点滴知识。采药归来，屠呦呦的劲头会更大，宁可不吃饭不睡觉，她也非要跟着父亲一起炮制药材，忙得不亦乐乎。 心中治病救人的梦想渐渐清晰，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药学院）药学系。在那个年代，身为女孩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屠呦呦说自己“很幸运”。 屠呦呦毕业分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之后的55年里，除参加过为期两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她几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东直门附近的那座小楼。直至今天，85岁的“三无科学家”屠呦呦依旧在那座小楼的一间办公室带着项目。 有人说，过去这几十年，屠呦呦的命运却似乎并未与其贡献相符：因文革历史条件所限，屠呦呦才没有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另据了解，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据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叙述，屠呦呦不善交际，性格直率，也不会拍马屁。比如在会议上，她赞同就马上肯定；不赞同就直言相谏，并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 如今的屠呦呦还是那么不善交际，面对媒体各种提问，她最惯常的回答方式就是拿自己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来推荐给提问者看。作为科学家的屠呦呦，只愿意用这本260页厚的学术著作来与世界对话，对于更多其他的，她似乎无话可说。 而对于诺贝尔奖，屠呦呦关心的更是如何以其为契机“形成一个新的激励机制，让年轻同志发挥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实力”。屠呦呦关心的是未来，而非过去。 是的，青蒿素的价值毋容置疑，青蒿素研究者们的贡献也已经通过诺贝尔奖得到国际科学界的肯定，眼下所有的所谓“争议”，其实都在科学之外。中国人获得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应该是重塑科研工作尊严、鼓励科学家潜心科学的时机，一地鸡毛式的“争议”，并不会为我们带来第二块诺贝尔奖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