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毛毛 记录：张守庚 一场战争，让一个家庭骨肉分离。战争结束，离家十年的孩子归来，本以为是全家欢喜重逢，没想到，家人却不得不再次分离。这是我家悲欢离合的故事，这是充满着炮火、苦难、辛酸与温情的故事。 我叫毛毛，1940年出生在沦陷区上海的宝带弄122号，这里是上海最贫穷人的居住地，是黄浦江最繁忙的十六铺码头搬运工人的聚集地。我的父亲刘文涛曾是十六铺的码头工人，在我出生前半年，刚刚20岁的他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划下，跟随共产党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奔赴前线抗日去了。这一走，他竟然杳无音讯了。 沦陷区实行联保制，五家、十家联在一起，谁家人少了，大家都知道。开头几年，日本鬼子和街道的汉奸天天来要人，追问父亲哪里去了？我们交不出，他们竟把我的母亲阿宝抓去，坐老虎凳，过电刑，皮鞭木棍拷打，什么罪都受了，每次拷问完后都有警察来通知接人，奶奶都是请街坊帮忙借个黄鱼车把母亲推回来，她几天都下不了床。就这样天天苦挨着，我们心想只要父亲还活着，我们就有希望。谁知一年后，跟父亲一块走的德奎回来了，他说父亲在江上被日本人枪杀了。他还带回了父亲的一条带血带窟窿的围巾。全家人悲痛欲绝，奶奶和母亲几次哭昏过去。奶奶在家设了神龛，摆了父亲的牌位，每天供奉。但每天我都怀有这样的希望：父亲还没有牺牲，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看我，他还从没见过我呀。 又过了三年，沦陷区的日子越发艰难，爷爷又得了神龛摆了父亲的牌位，汉奸鬼子再也不到我家抓人去巡捕房受审、受刑了。街坊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不断有人来我家向22岁的母亲提亲。但是母亲表示，要嫁人就要带着婆婆公公和女儿一块嫁！母亲的执着和对家人的热爱，感动了一位孙姓年轻人。不久，他便入赘我家，他每月把所有的工资都交给母亲，细心地照顾全家老少。 日本人投降后，上海全市欢腾，但是不久，又陷入内战的阴云中。1949年5月，解放军攻入上海了，每天炮声隆隆，街头巷尾枪声连连。这天晚上，像往常一样，熄灯之后，全家人藏在桌下、床下，以免被子弹误中。听着稀落的枪声，我渐渐睡着了。睡梦中的我不知道，我等了十年的人，回来了。 这是第二天奶奶告诉我的。当全家人在黑暗里藏着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还伴随着喊声：“妈妈呀，我是文涛，我回来了。”“阿宝！阿宝！我回来了。”这熟悉的声音让奶奶老泪纵横，她忙不迭地打开了门，看到了本已“牺牲”的儿子，穿着解放军军装回来了！奶奶不知道用什么招待父亲，突然看到了父亲灵位前的三颗糖果。十年来，供品第一次给了真神——我的解放军父亲。 因为在战时，父亲没有在家久留，很快回到豫园——他已是解放军某部营长，奉命在豫园召集、整编国民党军俘虏。第二天一早，奶奶便领我到豫园找父亲。当我的一声“爸爸”叫出口，我看到他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这是他在战场上多么想听到的声音，这是十年来无数次梦中情景的显现啊。当父亲得知母亲已改嫁时，他再次泪流满面，无比心痛，无比后悔。他责备自己为何没能竭尽所能向家里通报一下自己还活着的信息，以致铸成大错，没能保住一个完整的家。但他感谢母亲，敬重母亲，希望她能幸福。 十年来，父亲时有受伤住院，医院的女护士、女医生也有向他表示好感的人，他总是向她们介绍他的家庭，他的美丽的妻子阿宝，他说她们在上海盼他团圆。然而，一朝团圆却物是人非，最亲近的人再次分离。 父亲在豫园半年后，跟部队继续南下，到达厦门，为攻打台湾做准备。1950年9月奉命到兖州整编，同年10月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直至1954年回国。这时他已是一名团长，组织上推荐他到海军学院学习，他推托说，“我文化低，在陆地上打打杀杀还行，在海上就不大行了。”上级尊重他的意愿，在浙江给他安排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他与一位王姓女军医喜结连理。 尽管我的父母分离，但我与他们两个家庭再也没有断过联系，我与我的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一同成长，一同感念父母的恩德。 60多年后，我与老伴再次回到宝带弄122号。这里没有了炮火硝烟，这里依然拥挤，这里曾经有个小女孩，等待着父亲的归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