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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有点什么的时候，偏偏什么都没有 1月3日，我到了西宁。天冷得像铁砧上的霜。 我的采访之所以从青海开始，一来是因为青海远，采访青海后，到甘肃、宁夏反而近便；二来是听说可以跟随当地的一个考核工作组一起行动，人多保险，交通工具也有保障。只是1月气候很差，加上高原缺氧，青海省计生协会的靳培德秘书长怕我受不了。 我对自己的体质还是有信心的，何况我也不是第一次去青海。我和靳秘书长约定，就合考核组的时间，1月份到青海下到基层。 后来，我才明白我信心的基础是多么脆弱，自己又是多么幼稚。这次采访经历的地方，迥异于我去过的旅游地区。这是另一个青海，粗糙、质朴的青海。自然显出了她本来的面貌，神圣而不可侵犯。她像一位母亲，用双手捧着人的脸颊，把他们的灵魂引向看不见的山巅。她的手触过的地方，留下了胭脂样的高原红。 就是在这样的天地里，我第一次体味到了“贫困”这两个字的分量，也正是在这样的天地里，我看到了和我母亲一样伟大的人。 4日清晨，我们前往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车顺着山路爬，车里装着我们五个：司机、两位考核组的工作人员、我和陪我采访的靳培德秘书长，他还特别给我准备了红景天、安乃近这些抗高原反应的药物，还带上了氧气。 下午3点多，上了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傍晚，停在兴海县一个叫温泉的小镇。走遍了镇上不到500米的小街，我们找了一家条件最好的旅店。 “掌柜的，房间里有暖气吗？” “有，有着哩。” “有电吗？” “有，有着哩。” 我们于是住下来。 晚上出去吃饭。开饭馆的是一对四川广元的夫妇。他们在这里一年多，连开饭馆带租房，一年有一万多块的进项。他们的大儿子在兴海县县城读书，因为路远，给孩子在县城租了间房。那时正是寒假，孩子也回到温泉，帮着父母料理生意。 饭食一般，高原，气压低，水不到100℃就开，米饭总有些夹生。 回到旅店，一片漆黑。 “掌柜的，不是说有电吗？” “白天有，晚上没有。” 旅店用温泉水自己发电，只能撑到晚上10点。 “暖气怎么也没啦？” “白天有，晚上没有。” 暖气靠的是水泵泵上来的温泉水。电停了，泵就停了，暖气也就没了。 最该有点什么的时候，偏偏什么都没有。 一钻进被窝，就有股寒气钻进骨髓：从脚跟往上，沿着脊柱，直窜到脖颈，像指甲划过一样，我一个激灵。于是找出所有的衣服，跟棉被一起堆在身上，防寒服的帽子捂着头脸，只露出眼睛和鼻子，冬眠的蛇一样蜷着，可还是没有一点热气。高原反应已经出现，寒冷加上头疼，久久不能入睡。一看温度计：-20℃。 半夜里听见司机师傅发动汽车。他说过，如果这时候不着一次车，就再也打不着了。 迷迷糊糊的，不知是睡了还是醒着，也不知自己睡着过没有，也许是高原反应吧，反正躺这一宿比白天还累。可这确实是条件最好的旅店，比我日后住过的很多地方要好得多。我不知当地的居民是怎样适应的——比如那对四川的夫妇——也许住久了就能习惯。 但我没时间去习惯了，我们要继续赶路，我们的目的地在海拔更高的地方。
时间慢得像吃饱的蜗牛 继续赶路，继续赶这种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路。 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头疼，头晕。脑子像个巨大的气球，越来越涨，顶得脑壳生疼，这气球还时不时地放放气，一跳一跳地，像反带了的孙猴的紧箍，针扎一样地疼。我一直吃药，而没有吸氧。倒不是我格外坚强，而是听说一旦开始吸氧，就离不开氧气袋了，这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我全没有聊天的心情，只能望着窗外，希望窗外的景色能分散些精神。但窗外只有一片白色，白的地，白的山，白的风卷着白的雪挡住蓝的天。车下的砂土路被雪埋了，根本看不到，一不小心车子就驶进沟里，必须再加大马力踉踉跄跄地爬出来。 到了平些的路面，车子便开始跳，跟我脑袋里的气球一起跳。时间慢得像吃饱了的蜗牛。我不知道走了多久，更不知道走了多远，耳朵里一直回响着考核组的贺连杰在早上出发时唱的一首民歌。他的嗓子不太好，有些沙哑，歌声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我的家高得很 我的家远得很 人们都说，这里荒凉得很 可我们偏偏就是青海人 …… 中午在玛多县吃了顿饺子，下午翻巴颜喀拉山，快到山顶时，车胎放炮了。高山风雪很大，而且一直不断，一个轮胎换了半个多小时，继续赶路。晚上7点多才颠到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结古镇，比预计的晚了两个多小时。 三江源纪念碑前，站着迎接我们的肖建军副州长和计生局的李花芬局长，他们在风雪中等了三个多小时。 我已经是疲惫不堪，无力去感谢他们，浑身像散了架。一起步就如此狼狈，心中难免焦虑，想起“要活着回来”、“怕你受不了”这样的话，明白不是危言耸听，我怀疑自己能否撑得住了。 好在接下来的几天，高原反应减轻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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