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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归国的医学名博士；她是新中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拓荒者之一；她坚守传染病防治一线60多年，救治患者数十万。她为病人而科研，临床永远是她的课题来源；她87岁时身患帕金森病，依然奋战在传染病防治一线；她不谋私利，把病人当作亲人，以病人幸福为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从浙江医学院毕业的陈菊梅被分配到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传染科工作。1954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传染病学留学生，陈菊梅赴苏联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攻读传染病专业博士。当她以全部功课满分5分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时，导师风趣地说：“要是有6分的话，我们可以给她都打6分。” 在苏联求学期间，忙于事业的陈菊梅不仅因长时间一种姿势拿试管，把自己的手忙出了“腱鞘囊肿”，还把自己忙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剩女”——直至32岁，她才和曾在苏联基洛夫军事医学科学院留学的陈国仕结为连理。 结婚时，陈菊梅甚至不知道陈国仕是东北人。她的择偶标准，单纯得只有“精神”和“信仰”：“第一，都是共产党员；第二，都是公派的留学生。” 无疑，精神和信仰，才是可以穿透时空的力量。而这种穿透力，也表现为那一代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情结：要把国外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献给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1958年，陈菊梅毕业回国时，带回来的不是令人羡慕的冰箱、电视，而是几百千克的图书资料。这一年，她调入解放军三○二医院。 从风华正茂到满头银丝，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我国的传染病防治事业。她如今已90岁高龄，虽然身患帕金森病，手脚行动不方便，但依然克服困难，坚持出门诊看病。 “拼命三娘”一个“敢”字创奇迹 三○二医院是国内规模最大也是全军唯一的传染病医院，这里的医护人员每天要面对无数的传染病患者，接触大量的传染性物品，随时都有可能被感染。 然而，陈菊梅却在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病毒窝子”里一干就是一辈子。她是圈内圈外出了名的“拼命三娘”，只要能为患者解除痛苦，她连命都肯豁出去。 有一年，陈菊梅随医疗队去农村巡诊。在条件简陋、没有麻醉师的情况下，医疗队决定采用“硬膜外麻醉法”。为确保病人安全，得有人先试一试。 “让我来先试，你们还年轻！”陈菊梅抢着说。 初次试验，由于操作者紧张失误，穿透了硬膜，致使陈菊梅晕倒呕吐了两天。 有记者看到陈菊梅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时，便饶有兴趣地向她讨教牙齿保健的秘诀。然而，她的回答却把记者给怔住了：原来她的这口牙齿竟全是假牙。 事出有因。上世纪70年代起，陈菊梅为攻克乙肝病人转氨酶居高不下这一临床难题，坚持不懈地研制降酶药物，但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她积劳成疾，先是患上扁桃体炎，后又患上了肾小球肾炎，全身浮肿。 是停下来慢慢住院看病，还是放弃科研？在这进退两难之际，陈菊梅决定先做三次手术。先是摘掉了扁桃体，之后又割掉了阑尾。过了一段时间，过度劳累又使她的牙齿频频出现炎症。为了不影响科研进程，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又忍痛分3次把满口牙齿全部拔光了。面对同事和家人的劝阻，她坚定地说：“如果能摘掉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即使摘掉我身上的全部器官，也值得！” 硬是凭着这股狠劲，经过8年的艰苦探索，陈菊梅成为我国首先发现并应用五味子成功降酶的第一人。 “七五”期间，我国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的病死率高达85%以上，国家把降低此病病死率作为一项重大课题交给了该院。面对这个烫手的山芋，大家面面相觑，没人敢牵这个头。 “人生中能担此重任，是莫大的光荣。我来吧！”听到陈菊梅坚定的话语，院领导交待：把降低10%的病死率作为目标。10%？大家的心又提了起来，这意味着每年要让近万名这类病人活下来啊！可陈菊梅接下来的话却让大家震惊了：“我们力争把病死率降低20%到30%！”许多人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时刻充盈着她的心间。几年后，陈菊梅创造了一个奇迹——我国慢重肝病患者的病死率由过去的85%以上降到38%，整整降低了47个百分点！ 陈菊梅并没有由此放慢前进的脚步，而是一次又一次爆发出创新的活力。她提出用抗病毒疗法治疗慢重肝、肝衰竭等方法，使患者的生存率提高了20%；她主导引进人工肝技术，使肝衰竭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20%……这些成就，使陈菊梅当之无愧地站在了国内传染病、肝病防治领域的最高峰。 脾气“好得出奇”又“倔得出奇”的医生 在陈菊梅的诊室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幕：当传染病病人有意想同她握手时，她都会主动站起来与病人热情握手。就是这个简单的动作，能让病人暖到心窝里去。 “对病人如果连我自己都怕，那么病人就更怕了！换位思考，如果躺在病床上的人是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你会怎样？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就什么都不怕了。”陈菊梅和蔼地说。 一次，一位天津患者听完陈菊梅的诊断后，质疑道：“我走了这么多家医院，为什么一个医生一个说法？”身旁的家属也急着追问了两遍。陈菊梅抬起头，轻声细语地回答：“我说的符合实质。”另一位老人慕名从郑州赶来。在不明病因的情况下，陈菊梅建议她先停药，做脾穿。但这位老人坚称：“肝好脾才会好，先治肝病。”陈菊梅没有直接否定老人的说法，而是将其中的医学道理简明扼要地向老人说明。最终，老人接受了陈菊梅的建议。 一天，已近中午，有个已挂号的病人未及时赶到，护士提醒说：“陈教授，这个病人我叫了好几遍也不见个人影。”陈菊梅说：“再等等，先看下一个。” 当送走了上午最后一位病人，护士又劝道：“这个病人今天估计不会来了，您下班吧。”陈菊梅摇了摇头说：“患者挂一次专家号不容易，可能有什么事耽误了，我再多等一会儿。” 她话音刚落，一位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跑进诊室。面对一脸愧疚的病人，陈菊梅轻声安慰他：“不着急，你先坐下歇歇……” 面对患者，陈菊梅总是态度和蔼，细致耐心。 一位患者这样描述陈菊梅为她查体的过程：“陈教授先看了看诊室的门窗是否都关好了，然后将听诊器用手焐热，再轻放到我的身体上。开处方时，她主动告诉我为什么她会开这些药、怎么吃、平时生活应该注意什么。她临走的时候，还叮嘱我有什么不适可以直接给她办公室或者家里打电话，号码已经写在病历本上了。” 陈菊梅说：“我们作为医生，就应该设身处地地替病人想一想，他是带着病来找你，你简简单单给他打发走了，那这个医生就没有尽到责任。” 2009年，三○二医院病理诊断与研究中心绘制出我国第一张覆盖地域最广、代表性最强、涵盖病种最多的“肝病谱”。当“肝病谱”申报全军医疗成果一等奖时，陈菊梅的名字也被写进了作者行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陈菊梅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不过，像此前很多次一样，陈菊梅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她的解释是：“我已经是教授了，应给年轻人更多点空间。” 军医陈菊梅迄今为止没有立过一次军功，外人觉得匪夷所思，熟悉她的同事觉得这很好解释：“她这个人倔得出奇，评功评奖时总是坚持让给别人，没人说得服她！” 2008年，在汶川地震灾区，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军长来看望正在执行疫病防治任务的陈菊梅并劝说她：“这儿危险，您最好还是回成都坐镇指挥。”陈菊梅说：“不到一线看一看，我就没有发言权。” “倔得出奇”的陈菊梅遇上对医院发展不利的事情，她都率性发言，大家对她又敬又畏。20世纪80年代，医院研制出“复方鳖甲软肝片”，在当时，此药疗效独特。陈菊梅率课题组准备将之申报为国家级新药，却得知新药已被一家地方小厂以50万元的价格买断。陈菊梅当即建议院方把该药买回。在一次党委会上，她说：“卖掉了这个药，就等于卖掉了我们医院的未来！”最终，医院做出了买回该药的决定。 不图名利，一位高技术含量的“活雷锋” 近年来，英国《名人传记》、《剑桥大学名人录》等纷纷给陈菊梅来函，请求把她列入世界名人录，但她却一一谢绝。她说：“我活着不希望出名，死后也不用留名。人死了就死了，还留什么名。我和老伴都商量好了，我们死后，不作遗体告别，尸体都捐献出来，供医院解剖研究用。” 2002年春天，三○二医院党委准备以4位老专家的名字，为新病区4个绿色园林立碑命名，征求陈菊梅的意见。她委婉地说：“我当医生，为传染病患者服务，都是应该做的，没必要用我的名字立碑命名……” 许多熟悉陈菊梅的人说，她一辈子不图名、不图利，是一位高技术含量的“活雷锋”。 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不收受“红包”和礼品，不接受“吃请”和游玩，这是陈菊梅恪守几十年的“铁规矩”。 天津市有一位20多岁的女职工，康复出院后很久都没来复查。一向对病人高度负责的陈菊梅惦记在心，在一个周末乘车赶往天津回访。到了她家，陈菊梅不顾劳累，立即对她进行全面体检，又像拉家常似地讲了许多保健常识和生活注意事项。女职工全家感动至极，执意要留陈菊梅在家吃饭，以表示感激之情，但陈菊梅借口“还要走访别人”，谢绝了盛情，在街上找了个小饭馆，吃了顿便饭，就匆匆赶回了医院。 她的名字占了“花中四君子”中的两个。正是这种“菊”、“梅”品格，成就了她的事业，决定了她的命运。 对病人，陈菊梅总会问自己一句：我到底尽力了没有。“有的病人实在没希望救治了，最后故去，我也会伤心，但我不会掉泪。小孩死了我就掉泪，看到孩子的父母哭，我也跟着哭。”陈菊梅一脸慈爱地说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