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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城枣庄：听老刑警们讲故事 1990年年底，枣庄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景福打电话，让我到刑侦处采访刑警生活。那些侦查员留客吃饭的方式很特别，“下一次，也许我们中间不知谁就牺牲了！”让人想走也走不了。那次，听侦查员们讲了很多故事。后来，因为从事“听故事、写故事”这个行当，我居然也当上了刑警……刑警生涯，是一条由一个个传奇的侦破故事连接而成的崎岖不平的路。只有干过刑警的人，才能真正体味个中的酸甜苦辣。 “太阳不语，自是一种光辉；高山不语，自是一种巍峨；蓝天不语，自是一种高远；大地不语，自是一种广博。”默默奉献着青春、鲜血以至于生命的刑警，是为人民的安宁而存在的。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的行动。藉此，遥祝我的战友们一生平安！ ——题记 苦累难险铸铁汉 我们干刑警的常年奔波在外，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艰苦环境都能碰上。 有一年，某区一位青年农民被他从云南买来的媳妇徐某杀害，我和两个战友两下云南追捕案犯。第一次南下，追查线索中断。返回途中，买完车票，身上仅剩七元钱了。我们买了一大包价格最便宜的的芭蕉途中充饥。坐火车的时候，一位解放军同志见我们每天只吃芭蕉不吃饭，问明情况，他很同情我们，就掏钱给我们买了饭菜。 第二次南下云南追捕案犯，往返于云贵川三省，行程两万多公里，我们光步行就走了500多里。云贵高原山高岭大，没有公路，不能通车。为了查线索，我们只能靠两只脚翻山越岭，结果把鞋子磨烂了两双，脚也磨出了血泡。一次，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雨。山陡路滑，我一不小心从半山腰滚下了山，要不是被山腰一棵老树挡住，就没命了……到少数民族地区搞调查，语言不通，我们就用笔和纸与当地群众交谈。肚子饿了，口渴了，就向群众讨口饭，讨碗水（当然要付钱）。晚上回到旅馆，我累得一见床就想倒上去，一倒下就不想起来。但为了尽快抓住案犯，第二天清早必须动身赶路。 押解案犯返回途中，为防止意外，我和小宋三天三夜没合眼。与我们同去云南的李村长很感慨地说，“跟你们出去办案这一个半月，可把我制苦了。吃公安这碗饭可真不容易！我想：就是给我转了非农业户口，提了干部，我也不干公安！” 多年来，为了侦破各类刑案件，我曾北上漠河，南下福建，西到甘肃，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们干公安的，有那么多机会到一些有名的城市逛逛，是不是很快活？”其实并不快活。 有一年的12月份，我和一位战友奔赴兰州，到离兰州几百公里的某县部队驻地查证一名诈骗犯嫌疑人的线索。查证完毕，连夜赶到某县火车站，准备返回兰州。但到了火车站，当天的客车已经没有了。为争取时间，我们爬上了正启动的一辆运煤的货车。十二月的大西北天寒地冻。蹲在时速高达七十多公里的敞蓬列车上，把我们冻得缩成了一团，手脚全部失去了知觉。到兰州后，蹲在地上，好久才慢慢恢复过来。但值得庆幸的是，苦没白吃。由于抓住了战机，我们很快抓住了案犯。 也许有人会问：你们整天这样拼命，究竟图什么？我不会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有一件事，印在我脑子里，一想起它，我就会紧紧地攥紧了拳头。那一年，一位才19岁的姑娘遭到一伙犯罪分子的**，含恨服毒自尽。自杀前，她给公安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公安局的叔叔们，我死得冤枉！求求你们，一定要抓住那帮坏旦，为我报仇！”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憎恨那些可恶的犯罪分子，深感肩上金色盾牌的份量。作为一名刑警，我没有理由不尽心尽力地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口述：周传军） 默 默 情 深 刑警，能够给家人的爱实在太少了。因为他必须整个儿地交给事业。 侦察员小高告诉我，“葛队长出差了。我就说说葛队长的故事吧！那年夏天，为了搞一起枪案，我们在一片棉花地里守候，天热，只穿着短衣短裤。正逢下雨。雨水浇，蚊子咬。怕暴露目标，动也不能动。天亮，每人身上几百处红肿。那一场恶战，整整3个月，大家每天工作18小时以上，没休一个星期天。案犯落网后搞审讯，葛队长四天四夜没闭闭眼。第四天凌晨，他回家喝了半碗剩豆腐脑，第二天闹痢疾，五六天没好，人瘦得变了形。老周说：‘求求你，快回家歇歇吧！案子俺搞！’‘没事没事，离心脏还远着呢！’老葛边开玩笑，边吞‘痢特灵’。国庆节那天，市区某商场突然发生一起打砸抢案件。接到报案，刑警队全体出动。正在这时，葛队长的儿子闯进了门，喊道：‘爸爸快回家，我奶奶发高烧，得住医院！’当时，葛队长的妻子正在天津参加学习，家里只有七旬老母和七八岁的儿子。老葛当即给16岁的外甥女打了个电话，让他和儿子拉着地排车把奶奶送到医院打点滴。大家不忍心，都说，‘老葛，你还是回家看看吧，市区的案子俺去！”老葛说：“家里的事小。我还是去吧！” 中队长曲金刚说：“有一次我到学校接孩子。老师说：‘你就是曲丽的爸爸吗？我怎么没见过你？抓抓孩子的学习吧！，我听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提起妻子，老曲的眼睛里贮满了泪：“我很内疚。对不起她。她一个女人，上顾老，下顾小，非常不容易。我一年300天在外面侦察破案，帮不上她的忙。破案回家，见我累的不成年人样，她心疼我，舍不得说我，有苦水尽往自己肚子里咽！都说嫁给刑警的女人苦。设身处地地替这些女人想一想吧！要是身体好事事顺心还行。假如大人孩子有病，丈夫不在身边，她就难了！” 中队长孙庭栋的妻子在一家工厂“倒三班“烧茶炉。这个倔强的女人每天带着吃奶的孩子，风里雨里，白天黑夜地往厂里跑。把孩子放在茶炉旁的条椅上，等孩子睡了，她就挑着开水，依次往每一个车间送水。有一次孩子生病发高烧，她当着丈夫几位战友的面大哭起来。 “我长年外面办案不在家。小孩才1岁多。没办法，只好请60多岁的老岳母日夜看护。” 孙队长讲的故事感人肺腑。那年春天，南方熊家三姐妹一同被人贩子骗到山东。大姐率先从买主家逃出，被解救回家。11月，她与父母来到枣庄，央求刑警队解救两个尚在囚禁中的妹妹。群众的哭诉就是命令。孙队长和战友们先去微山，解救了二姐，接着连夜驱车去平邑。深夜，他们悄悄摸进村，在向导的指引下突然推开了买主家的门。被囚禁的少女见到同来的姐姐，抱头痛哭。“快走！这里不是哭的地方！”连拉带扯将她们塞进吉普车……山里的夜伸手不见五指。汽车在狭窄的山路上疾驶，路旁就是悬崖。“追兵”在后，喊声阵阵。孙队长他们人人手里攥着一把汗……女儿被安全解救，其母扑嗵一声跪下，哭着说，“多亏了你们公安局，要不，这三个孩子一辈子也别想见面了！” 科长杜在贵说，“干刑警的都顾不上家。那年夏天，我儿子在玩耍中摔断了胳膊。侦破工作正紧张，我把儿子送去医院立刻归队。没想到，过了些日子，刚接好的骨头又错了位，医生说必须拉开重接。我晚上6点10分把儿子送去医院，6点40赶去“接头”。当时，妻子哭着央求我留下。我狠狠心，转身就走。医生说：‘你这个当爹的，心太狠了！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其实，如今都是独生子女，我老杜就这么一个宝贝，怎能不心疼？可我是刑警，不能只顾自己的孩子啊！” 当时，杜科长他们正忙于侦破一起倒卖文物的团伙案。为追回被盗的国家珍贵文物，及时抓获案犯，他们两个月行程一万五千里，跑遍市区周围十几个县市区。有时为追查一个线索，一天跑近千里路程，吉普车加两次油都不够。饿了，在车上啃冷馒头，困了，在车上打个盹，整整两个月没脱衣服睡觉。采访中，侦察员小杨愧疚地告诉我，一次，他回家拿衣服，才知道妻子小产并发阑尾炎，孩子也在发高烧，娘俩躺在床上已经好几天了。一见小杨进门，妻子就哭起来，“我找了个丈夫真不孬啊！”可当时那起大案的查证任务正紧，队里人手少，怎能离得开？小杨一跺脚，又回到了队上。战友们都劝他回家照顾妻子和孩子，他将老母亲请来帮忙，自己跟着专案组又出发了…… 为侦破这起案子，大伙吃尽了苦头。小杨说，有一天夜里去陶庄查证，正遇上下大雨，吉普车不慎陷进泥坑。下车推，推不动，被雨淋得透湿，又冒雨去附近某村借拖拉机往外拖。泥巴把鞋后跟拔掉了，提着没有鞋跟的凉鞋，光着脚板走了十多里路。瞅瞅被碎石扎得鲜血直流的脚，大家还穷开心：“哈哈！脚扎破了，公家报销药费。鞋坏了，可要自己掏钱买呀！” 直到将23名案犯全部抓获，价值800万元的200余件国家珍贵文物全部追回。 勇敢，机智、乐观、豁达。共同的事业把刑警们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中队长李升雨说：“干刑警是苦了点。可我觉得过得挺有滋味。我在刑警队干了十五六年了。有好几次调离的机会。我不走。叫我离开刑警队，根本就不可能！” 危 难 时 刻 为了破案，我和战友们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了。 有人编了这样两句顺口溜“公安苦，公安苦，干警苦处没法数。坏人仇视好人怨，老婆孩子有意见。”还有，“嫁郎不嫁警察郎，嫁了警察守空房，十天半月不回家，回家一身脏衣裳。”其实，这正是刑警生活的真实写照。 可我们这些人并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只是为了社会的安宁，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幸福和爱。每当想到受害者捶胸顿足的哭泣声，想到犯罪分子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我就热血沸腾，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每当看到一批批罪犯落入法网受到惩处，我就感到自己的牺牲很值得。 有这样一件事：那年5月，山区一户农民家庭突然起火。救火时，村民陆某不满周岁的儿子突然不见了。这件事给三代单传的陆家带来的痛苦可想而知，接到报案后，我立即带领战友们火速赶赴现场。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终于在40公里外的桑村抓获了案犯，救出了被偷走的那个孩子……当我们把孩子送去时，全村老少都站在路旁迎接。孩子的父亲，一个厚道的农民，拉着我的手只是哭。群众激动了。有的高呼“共产党万岁！”“公安局万岁！” 这喊声，是群众对我们最高的奖赏。我是个不易激动的人，此时此刻，也忍不住泪花滚滚……我只有一个女儿。可几年来我从犯罪分子手里解救出5名男孩。这5个孩子每次见面都喊我“公安爸爸”。我听了，比听到自己亲儿子的呼叫还要高兴和激动。 干刑侦，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那年元月初的一个下午，村民杨某因失恋怀恨女方杜某，身捆9管炸药，企图与女方全家同归于尽。我带着战友们及时赶到，边疏散群众，边让民警们换上便衣，隐蔽在杜家周围。我与肖长松则扮作乡民政的工作人员，把杨某劝到一家饭店，轻言语慢语与他周旋。但无论怎样劝说，都很难使他回心转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这时，我灵机一动，满斟一杯酒，说，“兄弟，天不早了。赏哥哥的脸，干了这一杯！”杨某抿了半杯，左手却始终紧握引爆开关。见这一招不灵，我站起来，双手捧杯，先自己干了，又给杨某斟酒，说：“兄弟，刚才不够意思，兄弟一场，无论如何得干了这一杯。”处于江湖义气，杨某下意识地松开左手，腾出双手扶酒杯——说时迟那时快，我大吼一声，两手虎钳般钳住了他的双手，左右开弓提起来死死反钉在墙上。肖长松猛扑上来抱住了他的双腿。在战友们的协助下，我卸掉杨某身上的引爆开关和炸药，终于化险为夷！ 这时，我和战友们默默相对，眼睛里都含着泪花！就这样，我和战友们不费一枪一弹，无一伤亡，将这起恶性爆炸案件作了妥善处置。为此，省公安厅给我记了个人一等功。 事后有人问我：“你难道不不怕死吗？”听了这句话，我掉泪了。 不！说不怕死是不现实的。我刚过而立之年，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妻子儿女，我有一个温暖的家，怎么愿意死呢？可我更多想到的是自己肩上的责任，是群众和战友的安全，才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啊。 （口述：徐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