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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算起，倪维斗已投身动力机械工程领域60余年。他曾留学苏联8年多，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执教，孜孜不倦地为两件事不懈努力：教书育人和推动中国能源动力事业的发展。 至今，倪维斗仍在指导研究生，最关心的依然是中国能源问题的未来。他说：“能源、动力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一定要探索中国人应有的用能方式，珍惜一滴水、一滴油、一块煤，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 “国家派我去就是要我回国后做些事” 倪维斗1932年10月6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工商世家。1950年，他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后通过考试被选派到苏联最有名的工科大学——莫斯科鲍曼高等工程学校留学。 倪维科留苏时学习十分刻苦，出国前对俄文基本上是一窍不通。他回忆说：“是一位不懂中文的苏联女教师教我们学俄文，我那时一篇课文要念几十遍，一直念到顺嘴就说出来为止。”有时同屋的苏联人忍无可忍，大声叫道：“别念了！我都能背出来，你还在念！”5年后，他一口俄语流利得让苏联人觉得他是“自己人”，以全部课程均为满分的优异成绩毕业。 在苏联6年，倪维斗生活上非常节俭。为了给国家省钱，他没有回过一次国。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和买一些书之外，他从不乱花钱，还尽可能为国家作些贡献。中国在苏联开展览会，他报名当讲解员，还把当讲解员得到的报酬——
一块衣料换成现金上交给国家。他对那段黄金岁月充满了依恋之情。他说：“这种环境造就了我乐观、坚韧、率真的性格，为我的科研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7年，倪维斗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不断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有一直留在前苏联，倪维斗坚定地说：“国家派我去就是要我回国后做些事，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要留在苏联。”他说，那时没有太多的选择，更没有太多的想法，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国后好好工作，为建设国家而努力”。 “如果在有生之年把这件大事推动起来，也真不虚到这个世上来一趟” 回国后，这批留苏学生又赶上了“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60年又有个留苏的机会，倪维斗表示“实在太愿意去了”。于是他再次来到世界著名的加里宁工学院攻读研究生并获副博士学位。 两年后，倪维斗第二次学成归国。席卷全国的“文革”开始后，倪维斗刚有点眉目的科研工作随之停滞。倪维斗说：“心里很难受，感觉受国家多年培养，留学花费了那么多外汇，都白费了。但我比较容易适应环境，既然大环境如此，也只能怀着乐观的心态，自己调整自己。” 1978年，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临。重返科研岗位的倪维斗担任了清华大学燃气轮机教研室主任，真正开始了他已盼望了20年的科研教学工作。 倪维斗深感时间紧迫，率领师生争分夺秒地在国家能源动力发展的最前沿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他后来还相继担任了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和汽车系主任，全面系统地发展了复杂热力系统及其关键部件的先进建模方法和一系列新的控制策略；解决了先进燃气轮机应用中的关键问题；率先研制了国内第一台具有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燃气轮机——蒸汽轮机联合循环仿真装置；提出了大型电站远程在线监控与诊断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因为在推动先进燃气轮机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倪维斗和他率领的团队多次荣获国家级和部委级奖励。1987年8月，他作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14名中青年专家之一应邀到北戴河休养，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倪维斗一直把他和小平同志握手的照片悬挂在房间中央，成为激励他前进的力量。 1988年，倪维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1994年卸任后，他担任了国家煤燃烧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攀登计划”B类项目的首席专家等职。 随着科研的不断深入，倪维斗越来越感到，中国缺乏完善而具体的能源战略部署，能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将研究重点由动力机械的微观研究转向国家能源战略与政策的宏观研究。 倪维斗认为：“中国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国家，即使是资源最丰富的煤炭，人均储量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则只有10%。我们不能跟着国外亦步亦趋，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探索中国人应有的生活和用能方式，在技术上走出自己的路子。” 他提出，应结合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一次能源仍将以煤为主的实际情况，发展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系统。简单地说，就是先把煤气化，得到净化的“合成气”，再与其他行业的不同技术结合，用于发电、化工、钢铁、供热、液体燃料的生产等，从而高效清洁地利用煤炭资源，以应对中国能源供应紧张和煤炭使用污染严重两大问题。 “把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地方”是倪维斗有关中国能源战略的核心观点。除煤炭资源外，他还结合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的特点，积极推动风能的“非并网发电”，以解决风力不稳定对并入电网造成的影响；他建议因地制宜地分散使用太阳能和秸秆等生物质能，同时倡导加速核能的自主研发。他深情地说：“如果在有生之年把这件大事推动起来，也真不虚到这个世上来一趟。” “能源是现代文明的动力，人类文明史上的每一次进步无不以能源的利用为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做盲目的用能者，而要做文明的用能者，把有限的资源按照最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原则，最高效、最经济地来应用。”研究了几十年能源和动力的倪维斗认为“节能是一种社会道德”。为此，他呼吁人们尽量少乘飞机，多坐火车；少开汽车，多骑自行车；在外就餐如有剩余，一定要打包带走。“争取和自然的最大和谐，这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倪维斗说。 “培养更多的年轻人，才是最最重要的任务” 1999年11月，倪维斗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高兴地说：“这是对我们这个集体几十年工作的肯定，是大家辛勤努力的结果……当了院士可以延迟退休，还可以做更多事情！” 早在10多年以前，倪维斗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任务远远不止坐下来推导几个方程式，发表几篇文章。培养更多的年轻人，使我国的能源科研领域后继有人，才是最最重要的任务。至今，倪维斗已先后培养出了70余位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多数已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其中包括多位省部级领导干部、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感慨地说：“看到自己手底下一茬茬学生成长起来，感觉这才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他的学生说，倪老师不仅是学术上的导师，更是人生的导师。倪维斗最看重的是言传身教。他经常亲笔写下一些人生哲理送给学生们，如“勤奋、乐观、真诚、实事求是、助人为乐是做人的准则，进而争取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更高的要求”。 他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时，也时常带上学生，让他们增长见识，结交相关领域的朋友。除了在校期间的学术培养外，他还主张老师应介入学生的工作分配环节，并在学生工作后持续给予关心和指导，甚至学生的婚恋大事他也帮着操心。他曾提出，培养学生要做到“三个关键”：毕业生应到关键企业的关键部门做关键性的工作。他和许多已经毕业的学生长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时有书信往来。 他一直强调，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重点还在于能否培养出一流的人才。针对目前大学里存在一些学术浮夸、弄虚作假、急功近利的现象，倪维斗一再告诫学生们：“力戒浮躁，抵制‘包装’和‘忽悠’，一定要以真正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和技术问题。” “强壮的人”和“富有的人” 倪维斗一生都充满了活力，75岁时仍是“强壮的人”。不少学生既钦佩又惭愧。他喜欢和学生掰手腕较劲，而那些年轻的学生，竟没有几个可以从这位老人身上捞到便宜。倪维斗长期坚持跑步和举哑铃。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养成了每天坚持跑步3000米的习惯。但自1988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以来，由于公务繁忙，他不得不中断这一习惯，改成举哑铃。长期举哑铃的结果，练就了倪维斗这位手腕劲倍儿大的“大力士”。 在清华大学，倪维斗还是“富有的人”。他“拥有”一个五六十亩的“私家园林”——清华校园一角，他经常和夫人于早上六点半以前在清华校内有山有水有绿地有亭榭的地方锻炼，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跑步、游泳、举哑铃…… 身体锻炼的回报是无穷的。倪维斗很少生病，感冒撞上了他“掉头儿就跑”。他家族有糖尿病史，四兄弟中只有倪维斗没有一点儿糖尿病的迹象。遗传规律在他这儿没有起作用，倪维斗也因此成了清华大学“奇特的人”。清华大学校医院的大夫们每次检查倪维斗的身体时，都啧啧赞叹他体质好、身体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