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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岁的我在中共胶东区党委交通科当通讯员。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凌晨，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到黄县石良送信，交代说：“这封信很重要！务必于明天交给一位在石良的军区卫生院养病的首长。”随后给我简单地画了张路线图，把一个用“油纸”包好的信件、通行证和粮票交给我。我仔细地放进了背包里。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还不很熟练，又是单独一人出远门，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清晨五点多钟我就出发了，由区党委驻地莱阳石桥夼村经山前店北行。那天乌云密布，蒙蒙细雨不时滴在我脸上。由于不认路，我边走边打听。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多少里路，饥肠辘辘的我，走到栖霞杨础西面的一个小村，交了张粮票，“派”了一顿饭：那是玉米饼子。我边吃边行，一直朝着西北方向走去。 雨越来越大，我全身湿透，本来就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变得更加泥泞难行，我只能推一段骑一段。 大约下午四点多钟，我穿过了一个村庄，村西是一条河，河面较宽没有桥，我只能扛着自行车过河。已经成为落汤鸡的我，艰难地走向河里。大约渡过了 真神了！就在我刚刚上岸，还没来得及与她搭话，便见山水呼啸奔来，约 六十五年过去了，当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经常浮现在我眼前，让我毛骨悚然，心跳不已！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位大婶：像母亲关爱儿子一样的面孔，那朴实、善良、热情帮助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谊。 令我愧疚的是，对于这位救命恩人，我竟然没有问过她的名字、是哪个县、哪个村的人，甚至没有留下一句感谢的话。亲爱的大婶，你现在是否还健在？你家中的人还好吗？不能当面向您致谢，这是我的终生遗憾。 （二） 记得一九四七年八月初的一天，天还没亮，我和司机老林正在睡觉（当时为了防空袭，车辆都是昼宿夜行），接到区党委交通科科长紧急命令：要我们的车执行运钞任务，必须在中午前到达烟台，形势紧迫。其实，不说我们也清楚：很严峻！国民党纠集了几个军兵力，大举进攻胶东，各机关都在备战、疏散、转移。这批钱钞就是运到烟台去调控市场、稳定局势、安定民心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否则绝不会白天冒险行车。 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即出发，到石桥夼南面的一个小村装车。一个负责人安排两个人与我们同行：一个是押钞员，他携带武器，早已在车上监点钱袋数量；另一个是女的。负责人交代，她是一名新四军干部，到烟台报到，转去东北工作。我见她比我大不了几岁，稚嫩而娇美的脸上透出几分稳重、坚毅，确有令人崇敬的干部气质。我让她坐进了驾驶室，我跳上车厢，为的是能及时观察到敌机，为敲打驾驶室做好防空准备。 真是冤家路窄！大约九点多钟，我们行至铁口村北坡顶，敌机突然轰鸣而来，很快在我们头顶掠过！我赶紧敲打驾驶室示警。那位女干部立刻告诉司机：“敌机已经发现我们了，很快就会回来，不要在坡顶停车，要快速冲到坡底，利用山势隐蔽！”她指挥着将车停靠在路左一高大岩石旁，快速跳下车，像指挥员一样命令押车员：“快用麻袋盖好车的后档玻璃，迅速隐蔽！”此时司机老林早已不知跑向何处。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得不知所措，呆站在车旁望向天空。她高声喊道：“你愣着干什么，赶快隐蔽呀！”拉起我的胳膊就向西跑去。离车有三十多米，有一个伐树后留下的大坑，她毫不犹豫地将我推下树坑，自己也顺势趴在我的身上。这情景只有在电影上才能看到。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们刚刚趴下的瞬间，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来到我们头顶，接着就是咚！咚！咚！像雨点般的机关炮弹击打在我们周围，飞溅起来的尘土久久不散。自我感觉好像我们都没有中弹，我试着抬头看看，却被她用力的按住说：“还会回来的，它要反复扫射！”我们静静地等候大约十多分钟，再无声响，她才起身说：“不来了，我们检查一下吧！” 只见押运员并没有离开车，而在车厢后面躺着，身上盖着钞票麻袋，侥幸安然无恙；车前左叶子板和驾驶室左上角各被击穿一个孔；一个钞票麻袋出现被烧黑的洞。我庆幸避免了这场灾难。不！是她！是这位新四军美女干部的机智勇敢救了我！如果不是她的这一系列迅速有效的动作，后果将不堪设想。我随口地对她说：“你真勇敢！”时，她却平静地说：“习惯了，我随部队从江南打到江北，从苏北打到鲁南、鲁中，可以说每天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从学校跑出来参加新四军这两年，几乎天天都在打仗，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本能地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掩护，无论是否能起到什么作用。” 到了烟台，我们同住在烟台山招待所，当时年龄太小，我没有主动和她交流沟通。后来听炊事员议论说：“王干部”（指她）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她十六岁，在江南一个城市里的中学读三年级，因为跟随进步同学闹学潮，撒传单，被蒋敌伪特务跟踪，学校的地下党组织把她们送出去参加了新四军。四七年她十八岁，就在战斗部队当上连指导员，是该团唯一的女指导员。为了保护她，上级才让她离开了战斗部队。 第二天下午她就匆匆向我们告别，乘船去东北了。多少年来留给我的是她那崇高的军人形象和爱护人民为己任的优良作风。“王干部”，你现在在哪里？你永远在我心中。 搞稿人：烟台交运集团离休干部 李大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