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艺人谈他和东昌府木版年画的浮沉

      “靠墙走，靠墙站；光穿衣裳不吃饭。”这是早些年在咱们北方流传的一则民间谜语，近些年，就算在农村，几乎所有的孩子也回答不出“年画”这个标准答案了。不仅如此，随之一同消失的还有刻年画的老手艺人……

关于“年画”，早些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江南桃花坞，直隶杨柳青，东潍西聊在山东”，这个“聊”说的就是咱们聊城的“东昌府木版年画”。

东昌府木版年画是中国传统的民间木版年画之一，迄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了。专家公认其“刀味很浓”，特别是一对门神画《秦琼》、《敬德》被称为“天下第一门神”。“年画来路不用问，北到东昌府，南到朱仙镇”，当年盛传的歌谣，形象地表达了东昌府木版年画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只不过近些年，桃花坞还在、杨柳青依旧，却再也难觅东昌府木版年画的踪影了。

为了见识正宗的东昌府木版年画，《家》刊记者辗转找到了聊城冠县后杏园村76岁的老艺人陈庆生。据说，目前聊城在世的东昌府木版年画刻版艺人仅有两位了，而他就是其中的一位。

上世纪50年代，我端上了刻版艺人的饭碗

和几乎所有的老手艺人一样，“手艺”就是赖以养家糊口的营生，陈庆生也不例外。在陈庆生看来，他的生活和东昌府年画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他这辈子像戏里的段子一样随着东昌府年画的浮沉上上下下……

上世纪50年代，农村还都是靠天吃饭，谁要是能掌握个手艺，在农闲时挣点闲钱，这日子就好过多了。陈庆生16岁的一天，他爹把他叫到屋里，磕了磕旱烟袋说，“你叫你娘给你收拾收拾，明天去你表哥那学刻年画去，我已经给你表哥说好了，你小子到那好好学，学好了就不愁娶媳妇了。”

陈庆生的爹所指的“表哥”是个刻版匠，专刻年画。那个年月，一到过年，家家户户可以少吃几口白面，“门神”“灶王爷”却容不得你不请。所以，年画生意相当红火。当年的东昌府东关清孝街和现在北京的琉璃厂差不多，各地商贾云集竞开画店。因为东昌府木版年画的造型生动、传神,刀工精巧，所以名声远扬。不光山东，从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到东北3省，都有它的销售市场。每到过年，年画作坊的伙计们就需要加班加点24小时轮流印，就这样，画店的年画还经常脱销不够卖。所以“年画刻板手艺”特别吃香，要不是有亲戚那层关系在，陈庆生拜不了师傅。

“可不要以为是亲戚，做学徒的日子就好过，没那回事。我是给师傅刷锅洗碗、带孩子、端尿盆了半年，才让学刻板的。”陈庆生回忆说：“那时候，冬天再冷，你也得在院子里规规矩矩地练刀工，手冻得流了脓也不能进屋，说个苦就得挨揍，就这样练了4年才出师。要说中间没想过尥蹶子不干，那是假的。我中间偷偷地报考过一次海军军官学校，还考上了，可我爹说什么也不让我去，在他看来，年画生意这么红火，刻版手艺够我一辈子吃喝不愁了。要不，我现在可能是部队干部了呢。”

“文革”到来，“砸”了年画招牌，也砸了我的饭碗

就在陈庆生开始用刻版养活自己的时候，文革来了。“别说我爹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家家户户都把年画撕掉了，我的饭碗也没了。”陈庆生讲的是文革时候的“破四旧、立四新”。说到这，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唉！”

“破四旧、立四新”进入到农村首先指向的就是“年画”。什么“天帝”“门神”“灶王爷”的，全都是封建迷信的余孽，“年画”一律不准贴，更不准印，不准卖。

一时间，家家户户都撕掉了年画，年画作坊关了门，东昌府街上的年画店也陆续歇业不干了。陈庆生和其他刻版匠一样，因为怕受到冲击，把家里的年画该撕的撕，该烧的烧，就连刻板和工具也都销毁大吉了。

“唉，心疼啊，刻了十来年了，说扔就得扔了，可是也没有办法，你就是刻也没人敢买，那不白搭吗？就是可惜这手艺了。”在陈庆生看来，手艺不能养家糊口了挺难受，让他更难受的是过年再也没有过年的味道了，没人欢欢喜喜找他刻年画、托他买年画了，家家户户的门上也没有“秦琼”“关羽”“童子提篮”了，这年过得那叫一个没味儿啊。

   时间进入上世纪70年代，文革结束了，逢年过节，街面上零星地又出现年画了，只是，看到久违的年画，陈庆生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又泄气了。因为这年画已经不能和20年前同日而语了。一方面买年画的少了，老百姓仿佛已经习惯在大门上贴春联而不是年画了；另一方面，已经没有商家正经八百地经营年画生意了，街面上的年画一般印刷粗陋，一看就是小手艺人应年景的敷衍之作，和陈庆生那辈儿的刀法没法比。

  “看来，这指望着养家糊口一辈子的手艺是提不起来了”这样想着，陈庆生也就慢慢放下了刻年画的心思。

      老了，老了，年画申遗了，我成“宝贝”了

几年前的一天，一个陌生的中年人寻进了陈庆生家。这人自报家门是聊城大学的教授，名叫张宪昌，为了拯救“东昌府木版年画”已经倾入了近30年的时间。张教授告诉陈庆生，“东昌府木版年画”现在已经是咱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现在会使用传统手艺刻版的老艺人越来越少了，您老现在宝贵啊。

“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宝贵”这样的词，陈庆生这辈子是第一次听到。那一晚，他辗转反侧睡不着，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他想不到自己当年糊口的营生，有大学教授这样的文化人去花半辈子的时间“拯救”；他想不到当年文革时期大家躲都躲不及的年画，如今成了国家的什么遗产。虽然到现在陈庆生也搞不明白这“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他很清楚，这年画国家重视了，他也因此成了“宝贝”了。那一晚，他做了个梦，梦到自己又在师傅的院子里练刀工，不过这次院子里不是寒冷的冬天，是温暖的春天，围墙上还有喜鹊在叫。

之后的时间，陆续有人、有车来到陈庆生家，有采访的、有研究年画的、有请他刻版的。村里的人起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对门邻居偷偷问陈庆生的老伴，你家老陈怎么了？犯事了？怎么这么多车找他？后来大家知道了，村里的老陈风光了，人家现在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还被请到大学给大学生讲课呢。于是，再有人进村打听陈庆生，不管男女老少，都会高兴地说：我知道。然后亲自把人带到他家里。

年画申遗了，陈庆生又拿起刻刀了，每月靠着刻版，陈庆生还能有2、3千块钱的进项，按说这是个圆满的故事结尾。可陈庆生的眼里难掩落寞：我今年76了，我孩子问我还能刻多久？我说能刻到80，那就是说还能刻4年，4年以后呢？谁还会刻？到那时候，这手艺，这年画是不是就真的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