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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病越来越厉害了。他患的是结肠癌，每天要便血十几次。他双眼眼窝深陷，虚弱的身子走几步路都要气喘嘘嘘的。但是有两件事，每天都一定要坚持做完，第一件事是坚持给远道而来的普通老百姓看病。他是名医，慕名求医的不少，我们劝他：“你身体虚弱成这个样子，不要给他们看了。”他说：“这可不行，都是普通老百姓，来一趟不容易啊！”他拖着虚弱的身子给他们按脉，用颤抖的手给病员开完处方，看着离去的病员身影，方才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第二件事是坚持给全国各地求医问方的人写回信。他是一个眼科名医，每天都有几封从全国各地飞来的问病信件，他认真地阅读着信的内容，根据病人叙述的病情，用哆哆嗦嗦的手写好回信和处方，然后仔细地放进信封，写好收信人的地址，贴好封**给我，然后由我骑着脚踏车，投到十二里路外县邮局的邮箱里。这些事情只要他还能做，从来不让我们代劳，有时看着那些收信人的一个个名字，我想这些人大多数也应该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是否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回信都在消耗着他最后的精力。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父亲的身子更加干瘦了，已虚弱得起不了床，看病和写信两件事，只得由我代劳。有远道而来的病员，等叙述完病情，就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说着处方，由我记录下来；对于外地的来信，由我读给他听，他听得很仔细，然后交待我回信内容，由我来代笔。这些事他做得那样吃力，那样一丝不苟，但他又总觉得那样平常，那样合情合理。 像一盏将要熬干油的灯，父亲生命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光，他已虚弱到了顶点，躺在床上，清醒一阵，迷糊一阵。忽然有一天精神变得略好些，腊黄的脸上泛出点红色，凭我当医生的经验知道这是“回光返照”。他向我示意，让我坐到他的面前，用手紧握住我的手，眼睛里放出期望的目光。我想父亲要留下遗言，可能关系着财产的分配和后事的安排，于是屏住呼吸仔细地听着。父亲用低微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党把你培养成大学毕业的医生不容易……据说20个农民劳动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啊……要好好为普通老百姓服务……”。我知道在当时老人们说话总要带点政治色彩，但“好好为普通老百姓服务”这几个字，确是他发出的肺腑之言。我感到心中一阵汹涌澎湃般的激动，眼泪不由夺眶而出，我哽咽着说不出话，看着父亲呆滞而期望的目光，我深深点了一下头，给了父亲一个最后的承诺和保证。 第二天父亲走了，离开他日夜关心的普通老百姓病员，永久地走了。上级领导在故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参加者近千人，人们向他脱帽致哀，有的人甚至失声痛哭，我望着这悲壮的场面默默地想：父亲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普通老百姓，他死后普通老百姓也没有离开他，他活在老百姓心中。 父亲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是一所著名的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但他的一生却和普通老百姓结下不解之缘。年轻时他在故乡行医，身边就有数不清的普通老百姓，有农民、铁匠、木匠、泥瓦匠；有放牛的、放羊的；还有开杂货铺的，摇货郎鼓卖针线的……。他们是患者，也是父亲的朋友，有病父亲给他们诊治，生活有困难，父亲给他们资助，有想不开的事总喜欢来父亲这里商量。 1937年日本鬼子占领了平邑，父亲带领这些普通老百姓上了蒙山，组织起抗日游击队，硬是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了几年。抗战胜利了，他又回到老百姓那里，重新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 1947年，孟良崮战斗正激烈进行，我军一支队伍路过仲村，这时一个机**得了暴发火眼，眼红肿疼痛，流泪怕光，视物模糊，焦急的部队首长闻名找到了父亲，父亲看过后，立即配制中药、熬好后，亲自送到12里路以外的营地，那个战士连服3剂汤药，效果立竿见影，没影响战斗。30年后这位曾患眼病的战士，已经当上了长江边上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他患了一种疑难眼病，辗转北京、上海没有治好，于是勾起了30年前的那段记忆，但印象已十分模糊，只记得那是个叫“仲村”的地方，喜欢吃酸煎饼，根据这点线索，秘书找到了已调往省城工作的父亲，并将这位病员转到父亲所在的医院，经他精心治疗而痊愈。治好病后父亲婉拒了丰盛的宴请，送回了他赠送的贵重礼品，并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已成为市长的战士说：“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的普通一兵”。 1956年父亲调到省城，成了一家大医院的眼科主任，后来又当上了大学的教授，离家乡的普通百姓远了，但他仍坚持每年的寒暑假，回到故里，为百姓们诊病。每天家中不大的庭院里坐满了待诊的老百姓，他们大多数远道而来，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头发苍白的老人，大门外摆满了手推车、脚踏车。父亲每天都要早早起床，为乡亲们诊病处方，他从不怕累，不怕脏，也不怕麻烦，在乡亲眼里他不是专家，也不是教授，而是生活在他们中间一个普通的看病先生。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很多吃商品粮的干部家属被下放，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就在这个时候，上级为照顾高级知识分子却申请到了一个商品粮指标，动员父亲，把母亲的户口转到城里来，这该是多好的机会啊！但父亲在感谢领导关怀的同时，把指标转让给了别的教师，因为他心里有一本老账，他不想离开农村，不想离开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1980年，72岁的父亲再三要求，办理了退休手续，毅然回到故里，又住进了那三间老屋。这时癌细胞已慢慢侵入了父亲的高大的身躯，但他仍然忘我的为普通老百姓服务，同时还要经受疾病的折磨和痛苦，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那最后的时光。 父亲安详地走了，但他那“好好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遗言，铭刻在我心中，鼓励和鞭策我不断进步。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乡镇医院，在那里我勤奋地工作，很快和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在父亲遗言的鼓励和鞭策下，我曾身背药箱，走遍了平邑南部的村村落落，为农民患者送医送药；在父亲遗言的鼓励和鞭策下，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到偏僻山村出诊，山路崎崛，冬天的寒风，夏日的酷热都不曾使我退却，经过抢救一个个患者转危为安；在父亲遗言的鼓励和鞭策下我曾用对口呼吸抢救猝死的患者，在脑炎流行期间许多患儿要鼻饲中药，每次打药前我都亲自尝尝汤药，试试温度再给患儿打入胃中，这些小事都曾感动得病人家属热泪盈眶；在父亲遗言的鼓励和鞭策下，我身居困境，艰苦奋斗，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地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硬是在艰苦的农村摸爬滚打了十几年。 后来我担任了一所县中医院的院长，上任的第一天我就掛出横幅，向社会承诺“把医院办成普通老百姓自己的医院”。向职工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和口号就是“视普通老百姓为父母，待病员如兄弟姐妹”。靠着“好好为普通老百姓服务”这个办院宗旨，医院迅速发展，2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只有11间平房的小医院，发展成为拥有500张床位的三甲中医院。 我已经七十岁了，现在能做到的一是在有生之年，像父亲那样好好为普通老百姓服务；二是教育子女，要永远记住当年先辈的遗言。我曾对在上海担任某医院副主任医师的女儿说：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但也有普通老百姓，你要好好为他们服务。 “好好为普通老百姓服务”这是父亲的遗言，是家风，也是我们家人永远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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