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奔赴救灾一线
胡发起
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大跃进，违背客观规律，不适应我国基本国情，导致粮食产量猛然下滑，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健康稳步向前推进，一批老干部与极左思想展开了激烈争辩，使大跃进的脚步放缓了。我们基层干部经过实际接触、开会、学习，对国家形势、现状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 1960年特大灾情出现后，社员们辛勤劳动一天，只能吃个半饱。夜幕垂下，都早早地躺在土炕上，无精打采地打发着穷日子。6月下旬，我去唐家公社参加救灾会议，得知有名的穷村——庄头，男女老少340口子，吃饭出现了问题，县里决定成立救灾工作组。 夜晚，我躺在床上深思熟虑后对妻子说：“我想把你和孩子们的非农业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咱们一同去灾区居住。”话音未落,就遭到妻子连珠炮似的反对：“你去救灾我支持,你把我和孩子的户口带到农村,日子艰难叫我怎么过？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第二天，我不顾妻子的反对，把写好的报告交给了上级。但是，公社时恒昌书记和派出所所长都不同意我转户口的事。可一想到国家的难处，我就下定了决心：放弃小县城较为优越的条件。1960年10月，全家人搬到了庄头村，居住在老烈属徐文平大娘家里。从此，我们变为农村户口。 这里地处丘陵，真是穷乡僻壤，用锨铲一下，地里就会露出石块。1960年秋天收成不好，村里干脆没有能力缴纳公粮和花生油料任务。留出种子外，每人只分了8斤带皮的花生做油料、150斤地瓜为口粮。我进村后，很快了解了村里的情况：全村共82户，300人，12名党员，3个生产小队，耕牛、毛驴各1头，全村上下饲养不到10头猪。据核实，小麦和玉米除留下的种子外，其余在食堂全部吃光了。这使我的思想压力非常大，解决农民吃饭问题成为眼下最大的困难。但我坚信，上有领导支持，下有老百姓齐心协力，困难是会克服的。 于是，我们开始想办法救灾。我徒步往返40多里山路，向公社领导反映村里的现状。领导提出赈灾，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粮的，上级给予补助。于是，庄头村从12月份开始，每人每天发给半斤地瓜干。由于吃粮不足，经卫生员程绍宽检查，全村共有70多人得了水肿病，其中11人是重症。我把情况报到公社，过了5天，领导批准发给村里210斤大豆，分给病人喝豆汁，我亲自推着小车搬回村中。全村男女老少对我都非常感激，不停地称赞夸奖。我说这应该感谢党的关怀。 冬天即将到来，村里召开支部会议研究怎样过冬。我提出首先保人、保牲畜安全，其次保种子，特别是地瓜种子。只要保住这三样东西，就完全能够渡过难关。 我们把全村老少都发动起来，先是私自分给社员每人2分地（当时按上级规定每人不能超过5厘），抓紧时机种上小麦和菠菜，又让党团员带领群众开展多种活动找门路、搞吃的。上山挖地枣子、采野草，去地里复收地瓜花生，组织人员到海里挖蛤蜊、找海冬菜，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拿回来，这些做法解决了大问题，让乡亲们渡过了危机。 1960年12月中旬,天气很冷,社员们烧火用的柴草却很困难,我担心留作种子的地瓜被冻坏,经常实地详细检查。由于这项工作抓得严,地瓜种安然无恙。 1961年春耕大忙季节，牲畜不够用，我和社员们一同挑水栽地瓜，大家干劲十足，很快完成了春播任务。真是老天爷眷顾，这一年风调雨顺，取得了大丰收。 值得欣喜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村里没有饿死过人，这是救灾工作中，最值得我高兴的一件大事。
（作者退休单位：乳山市乳山口镇党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