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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不欢迎 1948年冬，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声传来，宣告国民党的政权行将覆灭，蒋介石开始部署各类人员撤台事宜。他亲自筛选了上千人的名单，囊括了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界、艺术界所有社会名流和精英人物，没有一名中共叛徒。 毛人凤做张国焘的工作：“你去台湾不如留大陆。我替你分析过了，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你，也许还会给你安排一定的工作。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就有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作用大得多。”对于被抛弃的结局，张国焘始料未及，非常震惊。他紧张地追问：“这是你的安排，还是你的建议?” 毛人凤和盘托出：“这是‘老头子’亲自作出的决定。”张国焘表情痛苦，低着头，长久不语。 尽管蒋介石、毛人凤一再劝阻张国焘飞台，但他还是于1948年11月带着夫人杨子烈和3个孩子来到了台湾。到台北后，张国焘一家先是住在南阳街一个招待所内，等待国民党安排工作。一住几个月，没有任何人前来问讯，既不安排工作，也不过问生活，仿佛世间根本没有此人。张国焘搬出招待所，在一家温泉旅馆附近“顶”了一栋民舍。 “顶”是当地的术语，意思是指预付大额租金，取得房屋的长期使用权。 民舍长久失修、残破不堪。张国焘又掏一笔钱，购买木料，雇请工匠进行修缮。张国焘一家老小跑前跑后，忙碌了好长一阵子，满心欢喜地等待房子竣工，就在这时祸从天降。一日，两名国民党士兵来找张国焘。“停工!停工!我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这栋房子早就被公署租赁了，你们怎么能擅自居住!” 张国焘回忆起毛人凤说的“台湾是不会欢迎你去的”，脊背上顿生凉意，倒吸一口冷气。为躲灾避祸，他带着一家人悄悄地离开台北，来到香港栖身。
在香港内外交困 香港当时是英国控制的，解放军没有收复，国民党也管不到，正好适合张国焘这类“边缘人”居住。 定居香港后，他在一家小报担任主笔，每天写评论、专稿，赚点生活费。走到人生尽头的张国焘既对共产党无奈，又对国民党失望至极，于是与一群自称是“第三势力”的人物打得火热，特别是与青年党的谢澄平、改组派的顾孟余和桂系旧人程思远来往密切。有一次，在与程思远喝茶时，张国焘吐露了真心话：“思远，过去我们搞政治都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没有意思，以后不再搞了。我们的孩子，应该使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程思远以为屡遭命运嘲弄的张国焘大彻大悟了，以后可能不会涉足政界了。当顾孟余准备拉张国焘入伙创办《中国之声》杂志时，他说：“不要白费劲了，张国焘已经对政治死心了。”谁知张国焘竟然一口应承，出任《中国之声》社长。后来，张国焘还参加了张发奎、顾孟余发起组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是7名中央委员之一。事隔不久，同盟出现分裂，张发奎派亲信接管《中国之声》，将张国焘逼出圈外。张国焘又被人涮了一把。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战事带动国际黄金价格暴涨，许多人靠“炒金”发了大财。张国焘对于金融一窍不通，但耐不住寂寞，倾囊而出，把全部家当——5000美元投入金市，做起了黄金买卖。世事弄人，朝鲜战争很快结束，金价一落千丈，转瞬之间，张国焘血本无归。 内外交困、贫病交加，全家5口人都靠大儿子张海威的薪水糊口。张海威在九龙一所中学当教师，薪水低微。每月面对雪片般飞来的账单，张国焘坐困愁城。万般无奈之下，张国焘夫妇兴起回归大陆的念头。 1953年，张国焘通过出版界的陈先生，终于与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金尧如牵上了线。张国焘给毛泽东主席写了封亲笔信： 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 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新华社香港分社将此信上呈。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条件，即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以及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最后背叛党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约见陈先生，请他将中央的态度如实告知张国焘。张国焘经过深思，放弃了这个机会。
不能舍弃美元 重续回国之念是在1958年10月。张国焘托人向中央表示，愿意为中国政府做点事，要求给予生活补助。《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拈着烟，沉思长久，然后在简报上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 中共方面通过不同渠道劝说张国焘不要和美国中情局联络，但是，他割舍不了对美元的依恋，于是，失去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 朝鲜战争，令美国政界重新审视新中国。对于这个对手，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中央情报局要在最短时间内填补有关中共的情报空白。重视搜集政治人物的历史情报，是美国中情局的传统。他们认为通过了解中共决策人物的籍贯、经历、性格、爱好、交往、家庭，有助于分析其政策走向。中情局称张国焘是中共历史的“活字典”，又了解到他经济上十分困难，于是投其所好，以美国亚洲研究中心的名义，登门拜访，要求他提供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有关历史情况，许诺采访后付给丰厚的报酬。 张国焘绞尽脑汁，倾囊相授，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令中情局非常满意。美国驻港总领事先后拜访张国焘约20次，在感觉到他肚子里的材料枯竭后停止了采访。 张国焘又失去了生活来源。但是，经过前次访谈，他“物美价廉”的名声不胫而走，传到海外，引起美国堪萨斯大学的注意。他们派人找到张国焘，请他撰写回忆录，报酬是在撰写期间每月提供2000港元作为研究费，条件是回忆录写成后授予该书的英文版权。张国焘绝处逢生，欣然应允。他在同乡许鹏飞、涂公遂的帮助下，耗时4年终于完成了近百万字的回忆。 1965年，香港《明报周刊》开始连载张国焘的回忆录，取名为《我的回忆》，1971年后又分为3册陆续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在此之前，杨子烈出版了《往事如烟》一书（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明报周刊》为这两本书付给张国焘夫妇一大笔稿费，这笔稿费成为此后十余年张家的主要经济支柱。
蒋经国的回报 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后，张国焘决定迁居美国。 1968年，张国焘已是古稀之年，3个孩子也已成家立业。长子张海威和三子张渝川都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分别从事数学研究和工程建设，次子张湘楚在美国行医。张国焘夫妇先是移居美国投奔次子，随后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与长子住在一起。 张国焘走到哪里，贫困就像影子一样追逐到哪里。当他们了解到加拿大政府有关于65岁以上的老人有权利享受福利救济的规定时，主动搬出张海威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靠政府养老金过活。1973年，张国焘突然中风，经过多方救治，虽然保住了性命，但留下偏瘫的残疾，右手右脚不能动弹，而且病情很不稳定。杨子烈也是残疾，年岁已高，根本无力照料他。杨子烈与孩子们商量后，向政府申请，将张国焘由养老院送进官办的老人医院。张国焘身残多病，在老人医院病情时有反复，饱受疾病的折磨，急需一笔经费请院外专家治疗。他与杨子烈商量时，突然想起了曾经做过的一件善事。 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国焘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时候。当时，蒋经国还是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在苏联卷入了所谓的“江浙同乡会”遭到清洗。在讨论对蒋经国的处置意见时，代表团发生分歧。王明力主将他流放西伯利亚。张国焘偶发善心，认为不必对一个小青年过于苛责，亲自与俄共交涉，从轻发落，免去了蒋经国颠沛流放之苦。可以说，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活命之恩。拣得一条性命的蒋经国也对张国焘满怀感激。旅居香港时，蒋经国曾派黄少谷到港问候张国焘，表示“患难之交，活命之恩，定当回报”。 张国焘夫妇不好意思直接向蒋经国索恩，就请老友蔡孟坚出面联系。时隔不久，蒋经国托人将1万美元的支票交给蔡孟坚，蔡孟坚亲自将支票送到老人医院，张国焘手脚不便，嘱咐杨子烈代写收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