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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一度想移居美、日 1949年底，阎锡山逃往台湾。仅仅三个月后，蒋介石要阎锡山交出“行政院长”的职务给自己的宠臣陈诚。阎锡山当时已年过67岁，蒋给了他“总统府”资政的职务(毫无实权可言)。为避政局纷扰，阎锡山决定带着40名部属家人隐居阳明山。和山西阎家老宅的富丽堂皇相比，阎锡山最后的住所仅仅有五间斗室，每间不过十余平方米，均是石棉瓦顶木板墙，门楣上是阎锡山手书的“种能洞”三字，其意为世界万物的根本是种子，而种子功能无穷，这也是阎锡山奇异的世界观。山上的房子没有电灯电话，甚至没有自来水，喝的是泉水。一直到蒋介石夫妇前来看望阎之后，才有了一部军用电话。 来台湾后，手中无权、过着半隐居生活的阎锡山，还是经常和部属们开会，并留下了一篇篇的会议记录。 除了天天开会做记录，这些跟着阎锡山南征北讨并迁徙到台湾的部属们，还必须在山上开垦荒田，甚至养鸡养猪。阎后来还向附近的台湾金铜矿务局租了一大片地，建成一座农场，同样以“种能”为名，种植了许多柑橘和松树。在写作感到疲惫的时候，他就在这里锄草种地，打发时光。 靠着一个月五万块的收入，阎锡山要养活所有的部属分外吃力，为了替部属们张罗生计，甚至一度在台北开了一家印刷厂。 也许是因为从大陆带来的嫡系少，也许是因为从政多年结怨树敌过多，阎锡山在阳明山住了十年，除了蒋介石看过他几次，陈诚在接任“行政院长”后，出于礼仪，去看过他一次之外，国民党政要中再没有人上山看过他。在台湾政坛复杂诡谲的十年中，阎锡山被忘记了。十年中，侄儿阎志昭几乎是他惟一的客人。由于儿子在美国，日本也有许多亲戚，阎锡山在卸任后不久曾一度表示想移居美、日，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1959年，香港《真报》记者采访阎锡山时，他说：“一旦能配合国际形势，王师跨海北进，直捣黄龙，毫无问题。诸位别看我老态了，真个一旦反攻号响，看吧，我还要请求率领健儿们再打几个胜仗给国人看看；我有信心，生从太原来，我这把老骨头仍将活着回太原去。”这样的豪言，对彼时的阎锡山来说，实在是难得一闻。
“心里没有风景” 除经常与部属们开会以外，写书是阎锡山的另一种精神依靠。他很少自己动笔，一般是他主述，下属们在旁记录，写好读给他听，然后他再进行修改。书房里的小圆桌和四把简陋的沙发，就是他和部属们工作的地方，《三百年的中国》也是在此完成。1959年，阎锡山曾经因为严重的心脏病住进台湾大学附属医院，但是因时时记挂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他没等痊愈便匆匆赶回，可见他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1960年1月，《三百年的中国》终于完稿，阎锡山又开始研究《二十五史》及《十三经》。谁也说不清这是出于对学术的真正兴趣，抑或只是阎锡山的某种自我安慰。 一生醉心权术的阎锡山晚年生活单调，听京剧是他惟一的娱乐，但他只是听，从来没去戏院看过。一生追随阎的原馥庭(阎的秘书)曾这样评价阎的晚年：“心里没有风景。”因为没有风景，所以他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临终留下难猜之谜 台湾当局为阎锡山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入殓之时，蒋介石亲往致祭，并送上了一块上书“怆怀耆勋”的匾额。然而在事实上，蒋阎之间终生并不亲密，猜忌与疏离，方是二人数十年功利交往的主题。 阎锡山死前，曾嘱咐其家属七点：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木；四、早日出殡，不要久停；五、不要放声大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和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天早晚各读他选作的《补心录》一篇。至于其日记的第一百段和第一百二十八段，分别写着：“义好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阎入殓封棺之时，里面只放了一支钢笔、一把用来剪胡子用的小剪刀，很是俭朴。 遵照阎锡山的遗嘱，其亲属在灵前、楹柱以及院门内外贴上了数副他自己生前就写好的自挽联。一副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还有一联则是：“摆脱开，摆脱开，粘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贴在院中的为：“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人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横幕为：“公道爱人。”贴在院门上的为：“对在两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横幕为：“循中蹈对。” 在这个有一千五百多人前来凭吊的葬礼上，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些挽联感到惊诧莫名，甚至有人说，阎一生喜弄玄虚，临终前还留此千古一谜，让人动脑猜想。单单从这些对联上即可看出，晚年的阎锡山已经多少远离了当年那个叱咤一方的山西枭雄，不管是因为现实困境还是真正的人生顿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少了诸多锋芒，多了一些无可奈何的镇定和凄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