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良堃： “黄河”伴随他成长

难忘恩师冼星海

      即使已年至耄耋，严良堃依然对老师冼星海和《黄河》等往事记忆犹新，每次谈起都充满了深情。

      “卢沟桥的一声炮响，打破了我的‘造桥梦’。”小时候的严良堃数学成绩突出，梦想是当一名工程师。抗战打响后，还是一名中学生的严良堃加入了武汉的抗日宣传队，“凡是和抗日宣传有关的，什么活我都干。”直到有一天，一个高年级的大哥哥发现了严良堃的音乐天赋，“啪”地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说：“严良堃，你去打拍子吧！”“那时的指挥就是帮助大家把歌儿唱齐整了。”严老回忆起来笑呵呵。

      1937年10月，14岁的严良堃第一次看冼星海指挥《义勇军进行曲》。“原来好的指挥可以激发众人的感情！‘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这时冼星海伸出一只手，‘起来’，他又有力地伸出另一只手，到了最后一个‘起来’，他向前迈了一步，两只手用力向前一伸，全场观众的情绪都被调动了起来……”回忆起70多年前的这一幕，严老边唱边模仿着当年冼星海的动作。

      回忆起老师冼星海谱曲并指挥的《黄河》，严良堃娓娓道来。“老师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与词作家光未然多次合作。1939年2月，光未然从敌后来到延安，老师提议两人合作写一部表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大曲子。光未然说自己过黄河时感触很深，写了首长诗。二人一拍即合，冼星海仅用了六天时间便把《黄河》的曲子写了出来。”

      当被问及《黄河》为何这样感人时，严老认为：是创作者把自己的出路植根于民族之中。“老师从法国回国后，先在电影厂里做配曲，后来有唱片公司邀请他写《妹妹我爱你》之类的‘时代曲’，并给他开出了每月200块大洋的高薪，但他不为所动，他说，我回国是为了抗日救亡，不是为了赚钱。于是，他宁可在武汉的合唱团教歌，跟大家一起吃阳春面。”

《黄河》伴他至耄耋

      在严良堃家客厅的书柜里摆满了各种音乐书籍和大大小小的奖杯。当被问及他的指挥棒下曾流淌出多少令人难忘的记忆时，严老深情溢于言表：“要说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黄河》这部不朽之作。可以说，《黄河》贯穿了我的整个音乐生涯，70多年来，我从《黄河》的乐声中由童颜走至华发……”的确，严老与《黄河》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他一生中许多难忘的记忆都与《黄河》萦绕在一起。

      “当年我和几个小孩儿被调到孩子剧团，我们当中最大的只有17岁，最小的才7、8岁，个个能歌善舞。剧团成员有近60人，经常到一些中小城镇去宣传抗战，唱歌给老百姓听。那时要演出可不像现在还有剧场和舞台，就在野外随便搭个台，或选择一个土坡，站上面就能唱。那时唱歌也不像现在还要做艺术处理，只要把抗战的情绪唱出来就行了。记得有一次唱《黄河》的团员得了疟疾，我就代他上台演唱。我在舞台上唱得很卖力，后来已经唱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但是仍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我也从中受到了很大鼓励。”

      1940年，严良堃开始以指挥之职带领孩子剧团在重庆公演《黄河》，这也是他指挥生涯的开端。“其实，那时无所谓谁是指挥，为了宣传抗日，孩子剧团的成员一起唱歌、一起演戏，只要有关抗战方面的事情大家都抢着去干，只要需要，就随时登台演出。指挥、演戏、跳舞、刷标语、写报道文章，我都干过，但最爱的还是指挥，最爱指挥的作品还是《黄河》。”

      “在战争年代，《黄河》是鼓舞士气的号角。今天它是对抗日战争的一种铭记，体现了我们的民族气节，可以凝聚全世界的华人。”有一次，严良堃在马来西亚指挥演出《黄河》，演出刚一结束便下起了大雨，台下的观众走不了，于是就与台上的演员互相拉歌。有位中年观众唱了一首抗战老歌《保家乡》，严良堃走过去跟他一聊才知道，这首歌是他爷爷教给他的，他还会唱很多抗战歌曲。有位当地诗人还即兴写了一首诗。还有一次在美国旧金山，演出结束后华人华侨们以咖啡代酒招待演员。他们说过去看一些中国艺术家的演出时他们会使劲鼓掌把手都拍肿了，再回去洗个澡美美地睡上一觉。但听了《黄河》回去后却会睡不着……中国百年来总是受人欺侮，听《黄河》让他们感到做中国人腰板硬了起来，民族自信心油然而生。

受人爱戴的指挥家

      1959年严良堃在我国成功地指挥并演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合唱曲》；1964年他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担任千人大合唱总指挥；1981年他先指挥中央乐团合唱队首演莫扎特的《安魂曲》，后又担任大歌舞《中国革命之歌》的总指挥之一……凡是欣赏过严良堃指挥的人，无不为他那随着音乐宣泄而出的音乐魅力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所震撼、所折服。人们很难想象得出，他那瘦小的身躯，竟蕴含着如此巨大的威力，一支短短的指挥棒在他手里是那样挥洒自如、气度不凡，不仅观众难以忘怀，就连合唱队员也能从中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

      近年来，严良堃因年事渐高虽已不能频繁出现在指挥一线，但他为中国合唱艺术事业的发展及合唱队伍的成长所作的贡献将被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