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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党走 是坚定不可动摇的信念 从1942年1月开始，我在四川酆都恵平小学当教师，在地下党卢光特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为新华日报培养并输报童。当时地下党正在执行“隐蔽方针”，一律不举行入党手续。我的行为标准一律按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三勤”原则办事，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充分利用课外时间，自学了全部初中课程（自修英语达到了高中毕业的程度），还把当时一度流传的《丹娘》英语本译成了汉语。此外，我还在 1944年底，卢光特同志去了一趟重庆，回来对我说：“这几个月抗战形势变化很快，随着国民党军队湘桂大撤退，日军已经打到贵州。现在，由于日本鬼子诱降，蒋介石或者向日本投降，或者撤离重庆。重庆的形势正在一日比一日恶化。党中央总结抗战七年的经验，认为今后的川中形势如再继续恶化，我们必须下乡组织民众就地抗战。因此，上级决定，我和你都参加奉大巫工作组，立即回到下川东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组建游击队。现在，已是腊月十八。你明天就出发，回巫溪…..” 我的家乡在巫溪上磺硿，那里的斗争形势很复杂，回乡的第一个打算就想在上磺小学当教员，却被拒之门外。之后，我又开过纺织厂、搞过店铺作“联络点”，前后有一年多时间，但最终还是被敌人破坏了。 为了建立新的联系点，党组织又安排我到奉节北乡青莲中学去教学。光特安排他哥哥光福送我并转告说：“青莲乡一带是地下武装斗争的好地方，川东地下党对我希望很大。这次去青莲一定要把根扎稳，要求越快越好。有困难要努力克服，要敢于独立作战，善于独立作战。一旦时机成熟，组织一定会来找你的。”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机智对应，我最终取得了校董事会大多数人的信任，被聘为校长，使根扎得更深更牢。这以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现在应该说时机成熟了吧，盼望组织能早日来到。 也真巧，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光特在一个中午突然来了，听了我对青莲乡情况的分析，特别是对当地的情况介绍和分析，他感到很满意。并说：“今天只是来联系一下，了解些情况。以后怎么搞，要等向组织上汇报以后，等待上级的指示。” 之后不久，光特又回来就对我说：上级党委决定老彭和江姐一起来领导这里的武装斗争。我听了很兴奋，这之前曾多次听光特说过江姐和老彭事迹，说他俩是非常坚定的革命者。江姐为了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生孩子以后，在医院做了绝育手术，他们有一个孩子，是别人在替他们抚养。光特是用他们的崇高品质来教育我，要求我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所以，我一向对江姐和老彭十分敬重。现在得知他俩亲自来这地区主持工作，心里格外兴奋。 入党宣誓 江姐成为我的介绍人 见到彭咏梧同志，我觉得他的外貌和我所想的一样。他身材比我略微高些，不胖不瘦，也戴近视镜。但他最大的特点是精神面貌，外透潇洒，内含谦恭。朴实中充溢着智慧，平易中显得威严。他一来，就和我作了一次长谈。一边摘要记录，有时还一再提问，甚至还结合着研究。听完汇报，他表扬我说：“这两年你辛苦了。这个根扎得好。我多次听光特说起你。你是个好同志。现在你虽然还不是党员，但是你做的是党的工作，而且做出了贡献。这是一种光荣。下一步工作，我和光特研究以后再决定。” 他的这些话，不仅当时使我感动，而且在我脑子印记很深。这是由于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第一次和他长谈，他是代表上级党委对我的工作做的评价。他的这个评价，对我影响很大，使我觉着我事实上是党的一个工作者，从而要更好地为党工作。 老彭和我谈话的当天晚上，光特通知我去参加了一次干部会。除了我，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十多人。在会上，先由光特介绍了这一地区的工作情况。从这个会上，我才知道，我在青莲中学不是孤军作战。东北到巫溪的大宁盐场，西南到云阳的云安厂，方圆两三百里，都在组织力量，准备起义。就在青莲乡这一带，原来长期“占山为王”的陈泰侯也己接受我们的整编，参加了起义的行列。 在这次干部会上，彭咏梧同志讲了大约两个小时的话，主题是围绕“这里的武装斗争应该怎么搞”展开的。会后，咏梧同志，光特同志，还有支队参谋长蒋仁丰同志，把我叫在他们住的屋里。咏梧对我说：“我们来这么些人，大大超过了教员的定额，学校董事长肖和中没有和你谈这事？”我说：“谈过，我是照你前次说的答复了他，说有的是失业朋友，在此暂住，有的是找个清静环境写东西，住食费按时交纳，有的是来养病。”咏梧同志又问我：“听你这样说的时候，他表情怎样呢？”我说：“像以前一样，闭着眼听，闭着眼点头，没有表情。”咏梧笑了，说：“没有表情？这就是表情，他闭着眼，想的东西比‘点头’的东西多很多。”咏梧接着对我说：“他对全国形势发展的关心，不比我们迟钝。他的耳报神也不少。我们这些时的情况，他一定想得更多。现在，就派你去做他的工作，把事情揭开，争取他。”接着他谈了“怎样做肖和中的工作”的全部打算，一边谈一边用眼光向光特、仁丰两同志示意（又像征求意见），看来，这些打算，他们早己在一起研究过。 最后，光特对我笑道：“老贺，你的身份现在公开出来，没有什么可怕了。这地方已经是我们的天下。前两天，奉节城派差狗子来抓你，在卡子上就被我们的人解决了。”我后来也没有再问详情。只觉得现在该舒舒心大干一场。 做肖和中的工作，我是有信心的。因为他的儿子肖克成和女婿雷国鼎早已成为我在师生中培养的先进骨干了，他们能从正面发挥作用。所以，这时我把他俩找在一起，坦率地把问题摊开了。他俩的态度很明朗，愿意去说服肖和中。 第二天，肖克成对我说：“父亲虽然还有顾虑，但他保证决不与你们为敌。他希望你到我家去一下。有些话想和你当面谈。”我告诉老彭，说肖和中要和我面谈。老彭嘱咐我：“好，你快去。问题要快解决，但不要急躁，话要说透。” 与肖和中交谈，我感觉开始有些尴尬，但他是个重现实而十分理智的人，对形势的看法也还明白。兼之，他的儿子、女婿、女儿都己劝导过。我又反复向他宣传我们的政策。用关心的口气指出他的出路。他终于明确表示：不当死顽固不愿与人民为敌，枪支、弹药全部交出。其他条件，尽力照办。最后，他说：“如果信得过，就请干部们上家住。学校毕竟是个公共场所，不方便。” 对肖和中的工作，我就做到这一步。不几天，几个主要干部就住进了“白鹤山庄”前的一家独立院子（那是肖克成在庄外另住的家）。老彭、江姐、老蒋让肖克成﹑雷国鼎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工作，让他俩在斗争中经得考验。 过了不久，老彭又派我去和当地土豪廖竹谈判。他在交代这任务时说：“这任务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只有你去合适。”我没有等他说完就表示：“请领导放心，不管危险不危险，我都坚决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和廖竹谈判成功其武器被全部收缴。回来后，老彭安排我继续抓好学校总联络站的工作。因为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很多教师、学生都很振奋，恨不得马上拿起武器去战斗，有的又有顾虑想回家。总之，对学校都有“散摊子的”想法。所以老彭对我说：“现在还有很多准备工作没做好，学校这个联络站还很重要。这摊子散不得。你这个校长还得当下去。同时，要发展党员搞好输送骨干的工作。你的组织问题，光特、老蒋和我谈过了，这两天就给你解决。” 1947年10月的一天晚上，我被叫到肖克成家（也就是当时的总指挥部），由光特和江姐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支队参谋长蒋仁丰主持了入党宣誓仪式，同时入党的还有肖克成和雷国鼎两位同志。 入党仪式结束，老蒋给我们上了一次党课，主要内容是“党章教育”和“防特保密”教育。这夜我很激动，上完党课我找老彭谈了很久。 ， 我俩坐在火塘旁谈着。火塘里一个大“松疤兜”（松根）燃得很旺，谈到半夜过后，煤油灯没有油了，我要去添油，老彭不让，就在窗台找了盏桐油灯点着。于是，老彭的谈话就说到“灯”上来了。他说：“我们搞地下工作的每一个党员，就是黑夜中的一盏灯，总是在暗夜中放光，一旦油干灯草尽，它再不能发光的时候，它也不会有什么遗撼，因为它把光全部给了需要它照亮的人。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意义也和这灯一样。他活着，就得战斗，当他把生命献给人民，献给党的时候，他是不会有什么遗憾的，因为他的生命变成人类壮丽事业的一部分。”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我总是常常忆起这些话，常常想起老彭说这些话时的音容笑貌。于是，他的形象也就显得高大，对我的鞭策教育也越来越有力。从那时的情景，还让我悟出另一个道理：作为一盏灯，无论是煤油灯、桐油灯或是电灯，也无论是安在华贵的客厅，普通的人家或是道旁野外，它都同样发出光亮，以利于人们。一个共产党员，无论是能力高的、能力低的，也无论是把他放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同样按他的本分为人民服务。 继承先烈志 让党旗永远高高飘扬 那时，成立了党的奉大巫工委，在老彭的领导下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其中就包括吕济、姚静仪、姚秀峰、贺德厚、李春茂等人。12月中旬，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工作也更紧张了，巫溪的武装暴动提前了。特别由于这个地区交通不方便，联系很费时间，有时各地提问题向老彭请示的回信未到，情况又完全变了。老彭想及时了解各处的情况也很困难。 关于奉大巫的工作，老彭曾在一次会议上结合形势分析这样说过：我们的工作基础打得不好，还没有把农民群众组织好，没有把他们武装起来。今天以前，我们偏重于做上层工作。没有同时打基础。现在我们指挥部的直属力量，主要是陈太侯的部队，这不是我们的基本队伍。用它对付地主武装还可以，用它做革命的主力军，还待于逐步改造。我们建立政权的首要意义就在这里。我们正要建立的政权，是“三三制”政权。但基本是农民为主体。保卫这个政权的基干力量，就将靠盐场的工人队伍和农民队伍组成我们的主力军。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首先要尽快把这个地区的农民组织好，武装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保卫我们的政权，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今后斗争的形势。 不久，江姐在水田坪组织发动农民，并召开了农民大会，选出了干部。开明地主代表肖云汉等也在会上表了态，并当众焚烧了地契，借据。农民群众的斗争热情立刻就高涨起来了。 正当酝酿建立政权的时候，军事斗争如狂风暴雨爆发了。 十二月初，起义部队，正向青莲乡一带集中，接着就袭击了巫溪西宁桥和云阳南溪镇，缴了这两处镇公所的枪。下川东的敌人吓慌了，立即调兵遣将，妄图扑灭这片革命烈火。 就在这时，江姐去了重庆。她是川东临委和游击队的联络员，是去重庆汇报情况，要求增派干部才去重庆的。她临走时说的一句话，我却永远难忘。她走时，几个同志和老彭一起送她，到门外，这时，吴子见同志说了一句什么，把江姐惹得笑了。她说：“搞革命的，不是胜利重逢，就是生离死别，离别有啥子要紧呢。只要革命事业发展就好嘛！” 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从此永别。那时，根据革命需要，党组织安排我们分头执行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也使斗争形势更加残酷。不久，我在向重庆转移的路上，听说了老彭被敌人杀害砍头的消息。在1954年随部队从朝鲜作战回国时，我从新华日报上一篇《烈火中永生》报道中得知了江姐英勇就义的消息。现在回想江姐，我甚至连她的面相也难于清晰地回忆起来。她留在我心中的印象逐渐被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形象所代替了。革命烈士们虽然倒下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存，在不断地激励着我们继承他们的遗志奋勇前进！ 入党时老彭的谈话，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让我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迷失方向。“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意义也和这灯一样。他活着，就得战斗，当他把生命献给人民，献给党的时候，他是不会有什么遗憾的，因为他的生命变成人类壮丽事业的一部分！”这成为激励我一生的座右铭。 在喜庆建党90周年之际，在喜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取得国强民富伟大业绩之时，回想自己在先烈的引导和激励下，能一生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执着地从事党的事业，能作为一名教师让更多的后来人传承他们的品质，而无悔人生选择。我对此感到欣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