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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出版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32开本，1567页，定价5元4角。我视它为珍宝，不仅是它价格昂贵（当时就是不吃不喝，我每个月的工资仅能买6本这样的书，母亲的月薪高些，也顶多够买8本），更重要的是它来之不易。那时“文革”才结束不久，物资匮乏，有价值的学习辅导材料还很少。但为了我，母亲硬是花了4年多时间，费尽周折买到它送给我。母亲的执着和舐犊之情令我铭记在心，且用且珍惜。 我童年丧父，又遇三年自然灾害，孤儿寡母的生活艰辛可想而知。少年时代，碰到“文化大革命”，有书不能读，浑浑噩噩，蹉跎岁月。稍大了，“上山下乡”，我被送到温江县的边陲——金马河畔的通平公社金光大队插队落户当农民。中老年时期，又经历“文凭关”“职称关”，这样考那样考，怎一个“忙”字了得。一路走来，《现代汉语词典》对我而言，功不可没。 我从小喜欢读书。在将近5年的知青生涯里，我被农民兄弟奉为“文化人”，为他们写写画画受到款待。我先后被选为生产队的宣传员、记分员、会计，大队也要我去大队小学当教员。虽然当时生活很艰苦，但看到农民兄弟这么看重自己，又觉得很欣慰。 大概是我下乡的第二年，同村和邻村的一些下乡知青，通过招工、参军、顶替、病退等渠道陆续离开了农村。不到2年时间，我周边几个生产大队的知青所剩无几。我自己所在的大队，走得只剩我和另一个已在农村安了家的知青。当时农村生活苦，累死累活劳动一天，才能挣三四角钱。为自己的前途命运着想，知青想离开农村是可以理解的。正在我也决计离开这里时，在武汉的二哥给我寄来了与中、高考相关的书籍资料，并告诉说，国家将要招收中专生和大学生，他鼓励我坚持自学，准备参加招生考试。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升起了新的希望，于是我在参加劳动的同时，不顾自己的起点低，见缝插针、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啃”二哥寄来的教材资料。我当时的苦读，用“头悬梁、锥刺股”来形容也不为过。在孜孜不倦的自学中，我深感工具书的重要性，我当时多么迫切希望有本字典或词典一类的工具书，为我扫清学习障碍啊。 也许是“吉人自有天相”吧，在下乡的第5个年头，我终于盼来了“一九七三年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我是这年7月27-28日在温江中学考场考的。当年的国庆节前夕，我幸运地收到了“四川省温江县五七专业学校中师班”的录取通知书，并于 进入专校，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习风气，使我如鱼得水；蹲图书室的广采博览，使我渴望拥有工具书之情与日俱增。一天，我在校图书室寻找喜爱的书时，突然发现书架上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捧读再三，爱不释手。我异想天开，向管理员求购，管理员委婉地说：“工具书不外借，更不卖。”市面上买不到，这里又不卖，怎么办？我左思右想，决定效法古人抄词典。于是，我不顾颜面哀求管理员借给我，不知哀求了多久，管理员终于破例将《现代汉语词典》借给了我。 说干就干。我马上从文具店买回十几本稿笺，利用课余时间和星期日躲在寝室里抄起了词典。尤其是两个寒假和一个暑假，我简直成了专职“抄哥”，不论多么寒冷多么炎热，均闭门家中，除了抄还是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规劝我不要再抄了，可我不为所动，仍然抄写不止。1975年7月，我中师毕业走上讲台之后，自己手抄的词典派上了大用场，成了我备课、上课的好帮手，让我的教学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1979年国庆节那天，我回家探亲。母亲笑着拿出一个用报纸包裹成砖头大小的东西递给我，说：“你想要的东西，新华书店的曹孃给我买到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报纸一看：哇，《现代汉语词典》！我喜出望外，摩挲不止，嗅着墨香陶醉不已。从此“鸟枪换炮”，这本《现代汉语词典》成了我无声的老师、伴侣和战友。 如今，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已出第六版，定价为95元，我的月薪不再羞涩，买20本应该是绰绰有余。但尽管“走南闯北”多次搬家，扔了不少物品，包括那“套”自己手抄的词典也扔了，而母亲给我买的《现代汉语词典》却仍在我的身边。如今，母亲因病离开我已经25年，我每当看到或用到这本词典，总会想到母亲。在这本词典伴我度过36周年之际，我倍感母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