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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满怀信心积极落实“十二五”规划之际，迎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抚今追昔，使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我一个无知的孩子、童养媳，从苦海中拯求出来，把我培养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使我深深体会到，爹亲娘亲，永远和党心连心的深刻内涵。 在1927年，我生于山东省牟平县来龙庄。解放前，我家祖辈都靠租种土地生活。到我父亲一辈时，租种着本庄姓杨地主家的三亩多山坡地。父母，我和两个弟弟，共5口人。每年全家辛辛苦苦拼命劳作，到头来除去地租，粮食已所剩无几。不得不到地头、山坡挖野菜，擼树叶、扒树等，和粮食掺和着充饥。这样，还经常揭不开锅。自日本鬼子侵占牟平后，他们在距我村10多里的孙家滩庄，建立了据点碉堡，不断出来烧杀掳掠，人们生活更加艰难。有次，俺家又好几天断了顿，我几乎跑遍全庄各户人家，才借来一瓢玉米麸皮，娘用这些麸皮掺上些野菜蒸了一锅糊糊，全家吃了一顿。爹吃得多，大便不下来，憋得实在没法，俺娘用簪子，一点点地抠……地下武工队的老黄（后来知道他叫黄斌，后在福建省厦门市委领导岗位上离休）了解到我家困难情况后，送来10多斤地瓜干。从此，我家就和老黄同志熟悉了。他不断给我讲些革命道理。使我初步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不劳而获却不缺吃穿，多数人做牛做马，仍不得温饱。原因不是命由天定，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共产党革命目的就是领导百姓起来推翻不合理旧制度，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使全体人民都有吃穿，过上好日子。目前，最主要的大事是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明白了这些道理后，心就和共产党员贴近了。 1943年春，鬼子更加疯狂地四处扫荡，百姓生活也更加困苦。我邻村有个大姑，大父亲3岁。她知道我家穷，平时很少来往。正在青黄不接时，大姑却来得很勤了。她每次来都背着我，和父母嘀咕些事，显得很神秘。有天，大姑背着一斗（40市斤）高梁来了。这次她把我叫到跟前说，俺有户亲戚姓李，是茄子沟村的，种着自己的几亩地，生活也好。老李家知道咱这里困难，就让俺送来一斗粮食。他家想找个女孩子帮工，俺看咱家大女曼（指我）挺合适的……父母在旁也帮大姑劝说。当时我想到家里的困难，父亲又有胃病，就勉强地答应了。第二天，大姑就把我送到20多里外的茄子沟。老李家夫妇二人，有个小我几岁的男孩子，还有三个更小的女孩，靠种几亩山地过活，生活虽比我家好些，但也是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紧迫日子。后来，从老李家我才知道，是他家用一斗高梁把我换来做童养媳的。我感到受了大姑的骗，有天我抽准机会，一口气跑回家来。我把剩余的高梁，又逼着大姑给老李家送回。 老黄知道这事后，对我敢于反抗的精神给予了表扬鼓励。他说，当童养媳改变不了个人贫苦命运，更改变不了群众的悲惨处境。只有大家组织起来，和敌人斗争，才是出路……通过这件事，我又明白了许多道理，似乎瞬间长大了。在老黄的帮助下，我和村上的韩忠义、杨翠芳等人，组织起“救国会”，采取了多种形式，和敌人展开了斗争。这时，我数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参加共产党的请求。1944年冬天的一个深夜，老黄来了，他严肃地对我说：“有项重要任务，组织上想让你去完成，不知你敢不敢去？”我说：“只要党的需要，我保证完成任务！”有部分炸药，想秘密送进孙家滩去。你可化妆就混在干活的人群中，送去后交到老张手上……”老黄接着说。我问：“何时去？”他说：“再听候指示……” 全国解放后，我怀着胜利的喜悦，按党的指示和要求，积极参加了文登县土改工作队，圆满完成土改任务。我曾在新新汶煤矿组织工人创高产多挖媒，积极支援国家建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奉命调来济南，上级分配我到高商业战线作领导工作，我为济南经济恢复和建设而歇尽全力。我是一心听从党安排，干一行，爱一行，从不讲条件。在“文革”中，我也受到了冲击和批斗，但我始终坚信党的正确领导，我仍严格按党员标准行事，我深信有拨乱反正的一天。教育战线是遭受“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四人帮”倒台后，党组织调我到教育部门工作。我大胆依靠重用知识分子，积极开展工作，也取得一定成绩。 我和老伴已离休。我有三个子女，从小就给他们讲过去所受的苦难，一心跟党干革命的历史。他们对党也怀着深厚的感情，努力学习和工作。三个子女都是大学或研究生毕业，皆事业有成。我的大女儿和女婿都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并做研究工作，两人用科研成果支援祖国建设。大女儿和女婿因成绩突出，曾受到温家宝总理的表扬和接见。 我已到耄耄之年，沐浴着党的温暖阳光，我的心永不会老，永远和党心连心。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会越来越强大，人民会越来越幸福。 （韩淑芳，山东教育电视台离休干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