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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庆嫂”
于 向平
我认识“阿庆嫂”少说也有十几年了。这个绰号的由来大半是因为她与样板戏里的同名角色有某些相似之处。当年她50岁光景，黑里透红的脸，挑起水来健步如飞，身子骨硬朗得像山。人很和气，又会说话，那些当兵的打她门口过，都亲亲热热喊一声“大娘”，她就高兴地很。不时有人向她讨一点山枣、核桃之类的山货带回家。有时给钱，有时忘记了，她不在乎。
当兵的小伙子们换了一茬又一茬，当面叫“大娘”，背地里喊“阿庆嫂”，久而久之，竟没人知道她姓什么。反成她男人姓陈，按照“妇随夫姓”的老规矩，她大约也姓了陈。
“阿庆嫂”至今也不明白关于自己的这个绰号是褒义还是贬义。她曾经转弯抹角地问过我，我当然是干脆利落地说好。样板戏上的“阿庆嫂”是拥军模范，智多星，那是家喻户晓，这还假的了？她听了，只是似是而非地摇摇头。
山里人孤陋寡闻，离当代文明很远。她说，有一回头痛失眠，买来一瓶安眠药。她想一下子把病治好，便一口吞了那瓶药。若不是抢救及时……又一回去百货大楼，到了楼上，隔窗见树叶在半空里飘，就觉得身子一下子也到了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着了忙，于是她夺路而逃，回到山里才定下一颗心……这些话，她是当笑话说给我听的。我也全当笑话来听。
当年，我爱人的驻地与“阿庆嫂”的山村相邻而居，同在一个很好听的山名——东凫山的大山沟里。“阿庆嫂”住营房不远一条小河边，门前两株老枣树，一弘透明的山泉从屋后穿过，两栋石头房子一字儿排开。夏天，老枣树那斑驳的绿荫映得整个小院都是翠绿色的。到部队探亲，去勤务连必得打她门前走，你怎么也躲不过她那张笑盈盈的脸和一串串甩来的问话。那种山里人特有的淳朴和热情，即便是感情淡漠的人也能立刻产生“宾至如归”之感，更何况我这远离父母的异乡人呢？
于是，我很快地与“阿庆嫂”熟识了。
1978年我生小孩，正赶上爱人调防。那军令如山倒，说走就走，把我和刚出世3天的女儿撇在大山里。我唯一一次“坐月子”是归“阿庆嫂”领导的。女人感情脆弱，眼泪说来就来。“阿庆嫂”就问我父母是不是党员，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是。她“啊呦”一声叫起来“不简单，我侄女是党员！”跟着就揶喻我“刚才那个样可不像个党员啦？”我就不好意思地笑啦。
每天，“阿庆嫂”帮我做饭、梳头、洗尿片。她的眼睛笑得像一对月芽，天南海北地跟我闲扯。每天她来的时候，柳条筐里总是装满了新鲜蔬菜。她挽起裤管下水库摸蟹给我催奶。啊，那圆圆的，红红的，香喷喷的小蟹呀！
听说，从前她家住过铁道游击队。我一下子想起那部驰名的小说。说不准，“阿庆嫂”从前是“芳林嫂”吧？
但她绝不在我屋里住宿。说是怕弄脏了我的床。她很穷，总穿一件有许多补丁的衣服。那“衣服”足有三四斤重，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比“阶级斗争展览馆”里的展品还要出色。真叫我这个城里来的女孩开了眼界！
离开东凫山以后，我去看过“阿庆嫂”几次。可毕竟是有工作的人，凡事身不由己，又有了孩子。所以，从1980年起，我便很少与“阿庆嫂”联系了。
久坐机关，下班后锅碗瓢盆交响乐，日复一日单调的生活过久了，时时便生出一种旅游的渴望。中国人属于安分守己的人种，后来不知道是受了外国人的传染，还是民族心理的进化，人们居然“喜出望外”起来了。我想，国内旅游业的兴旺，大约与此不无关联吧。
那年秋天，有辆车到凫山去。正赶上星期六。我心血来潮，便拎了几斤月饼，选了两块花布，带着女儿去东凫山看“阿庆嫂”。
百十里路，当天往返，实在是一次算不上旅游的旅游。
谷子、玉米、瓜干、绿豆，黄黄的白白的绿绿的摊了一地。“阿庆嫂”顶了一方头巾，正在场园上忙。见了我们。立刻欢叫起来，一双眼睛笑成了两弯月芽——身板还是那么结实，只是走起路来有些跛了，这大娘。
还是那个小院，房子显然翻新过了。还是一字排开，两栋。两株老枣树依然绿荫浓浓。不同的是变出一个“动物世界”：两头小牛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几只大白鹅拧了脖子叫喊，一条小毛驴悄没声地立着，地上还叫着一群花母鸡。“阿庆嫂”把臂抡成了扇形，一把把金灿灿的玉米粒飞溅着，那群鸡便抢食吃去了。最使小女儿喜欢的是一只小黑狗，非常可爱。女儿抱着它去河边去看嬉水的一群花鸭，高兴极了。
啊，好动人的一幅图画！
“阿庆嫂”告诉我：“现在混好了！不愁吃穿，银行还有存款。冬有棉袄皮袄，夏有单衣夹衣，净吃白面馍馍。还给儿子盖好了新房。缝纫机、自行车全有了。”我坐在一条长凳上听她絮絮地闲扯。听她说日本鬼子，说游击队，说“跑反”，也说到她那件三斤重的“百纳衣”……我悄悄地打开了袖珍录音机，她毫无觉察，依然天南海北，滔滔不绝。当我把录音放给她听的时候，“阿庆嫂”从那小匣子里听出说话的人竟是自己，便惊奇地叫起来：“咱说的话叫它偷听去啦？你可别放给指导员听呀！”我乐了，说这个录音机要500元才买得到。她更加惊奇地张大了眼睛：“能买一头小牛？”我听了，禁不住咯咯地大笑起来。
问到生活，她说：“你大爷没了。”又说到儿子、儿媳的不孝。问到她的腿，她说是春天有个村民要与一名战士打架，她上前阻拦，被那混小子毁的。“我打赢了官司。”“阿庆嫂”喜滋滋地说。
说这些话，“阿庆嫂”眼中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仿佛这些事情与其它的一切，诸如鸡鸭鹅的生长，小牛犊的出世，庄稼的收获一样，都是农家生活中必定要发生的。
很短，我在东凫山只呆了几个小时，便离去了。“阿庆嫂”跛着脚，送来一个包让我带着。包里装着核桃、花生、小米、绿豆、芝麻等物品，笑成了一双月芽的眼睛望着我，盼我再来时到她家住几日。我看着老人有些花白的头发，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脸，一股酸酸的东西直往上涌。
日月交替。又逢金秋。触景生情，我又想起了东凫山里的“阿庆嫂”。
此文写于 198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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