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庆珍，是北京建工学院的离休干部，今年62岁，1987年离休。1984年以来，在七年多的时间里，我为开发老年人才资源，办了北京市离退休人才开发中心。我作为中心的负责人，和同志们一起，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排除困难，为离退休干部发挥搭桥作用，帮助一大批老同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新贡献。

一、提高思想认识做好社会调查

我1984年退居二线，一下子成了大闲人，心里没着没落的，不是个滋味。后来被借调到市人才交流中心，又没日没夜地忙乎起来。在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时，常遇到一些刚退下来的老同志去找工作，也许是同病相怜吧，我心里往往产生一种同情感。有一个原来在海军医院担任副院长的女同志找我诉说自己的心里话，她离休回到北京后，经常都在为如何打发日子犯愁，希望有个事干，不图报酬，只图有事做，活得才有意义。这样的事我常遇到。如何解决离退休之后出现的失落感、孤独感，是一些老同志遇到的新问题。我慢慢地开始意识到，老龄问题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到社会安定，解决得好，于国于民都有利。我便提出了组织离退休人员再做贡献的建议，得到了人才交流中心和市人事局领导的支持。一个专门为老同志服务的机构——人才交流中心离退休人才服务部成立了。

万事开头难，离退休人才开发中心一上马就遇到五大难题：一是社会上缺乏理解；二是没有经费；三是工作渠道不畅通；四是需要“找米下锅”；五是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面对着这五大难题，我没有泄气，和伙伴们一起多方求教，虚心学习，不断探索，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几年来，我们为了弄清北京地区离退休人才分布情况和社会需求情况，先后搞了五次系统调查，召开了350多人的各类座谈会，并收回700多份问卷。从问卷中看到，76%的老同志有要求实现再做贡献的愿望。通过以上调查，不仅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而且基本弄清了离退人员的结构与分布，以及社会需求情况，为搞好人才推荐提供了可靠依据。

二、摸索老有所为的新路子

为了拓宽服务渠道，我们跑了北京周围地区的六个区、县。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冒着寒风，先后同250多个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靠两条腿打开了工作局面。

从1986年到1990年的四年多，离退休人才开发中心，共接待咨询和组织参加各种交流洽谈活动的老同志达33,000多人次，登记应聘的老同志达12,239人，向用人单位推荐9,029人次，先后有2,952人被1,025个用人单位聘用，推荐成功率为25%。

一些老同志被推荐以后，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新贡献。如被推荐到亚运村工程指挥部工作的五位老同志，凭着在设计部门和施工单位工作了几十年的实践经验，8个月完成工程项目8513万平方米，减少工程投资44万元。又如1988年4月成立的中联肉联厂，投资35万元，由于经营不善，不到半年亏损了22万元。我们推荐去的六位老同志到厂后，迅速改变经营管理状况，不到半年，使这个厂扭亏为盈，获利4万余元，并及时解决了两起事故隐患，避免了经济损失。

为广泛开展老年人才交流，满足社会的需要，我们于今年4月27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又举办了老年人才交流洽谈会，会上有121个单位来招贤纳才，引进或转让技术项目。参加会的离退休人员有3440多名，初步达成应聘协议的604人，当场确定聘用的32人。单位和个人送来技术项目771项，会上达成意向或继续了解的328项，各新闻单位的记者以及苏联和香港的记者都来采访，舆论界对老年人才洽谈会十分关注。这次会开得较为成功，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三、为老有所为开辟多种渠道

一是组织集团式群体服务，把同一专业的离退休老同志组织起来，为社会提供服务，先后组织了“北京环境与资源研究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六个经济实体，容纳离退休同志818人。

二是组织教育系统离退休干部采取多种形式开办培训班，为社会培训10,534人。

三是帮助离退休技术人员转让技术成果。从1989年起，先后与市民政局、航天部等七个单位合作，筛选出600多个技术项目，向乡镇企业推荐。

四是针对信息不灵、渠道不通的问题，建立人才与科技信息网络，到目前入网单位已达60个。

几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服务第一，信誉第一，社会效益第一”的指导思想，用我们的耐心和诚心，体现党对离退休人员的温暖和关怀。我们的行动，赢得了社会声誉，老同志们说：“‘中心’是第二个家”，称赞“中心”为老同志办了大好事。用人单位说：你们是“可以信赖的”，是“信得过单位”。

四、组织老同志关心教育下一代是“中心”的重要任务

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让我感到十分焦虑。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使我坐卧不安。平息动乱后，我提出了一个建议：组织老同志到校园里去，到管教场所去，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大家很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们与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协会联合成立了报告团，聘请了二十多位有一定社会声望，有丰富革命斗争经历的老同志担任报告员，开展了义务宣讲活动。当我去市劳改局联系给少管所的失足青少年作报告的事时，他们很受感动，表示全力配合。老同志们的报告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效果很好。每场报告之后，都有不少失足青年写出书面材料，谈自己的收获和体会，表示要进一步认罪伏法，下决心告别过去，迎接新生。我们还组织报告团深入到大专院校和中学，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和知识分子应走什么样道路的教育，听讲的达八千余人。报告团还购买500多册图书，送到少管所，资助北京市少年宫、青少年文化馆1500元，钱虽不多，但表达了我们一颗火热的心。有人说我们干的是傻事，还说现在哪有人干赔本的事。我说教育青少年是我们老一辈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一场报告能感化几个人，我们的心血就没白费。

五、以身作则为老有所为事业做奉献

我们这个“中心”有15位同志，全是各条战线离退休下来的共产党员。要把这15颗心，15个人拧成一股劲，也并非易事。在这方面，我坚持了两条：一是靠事业的凝聚力，大家都为老有所为事业操心；二是靠自己带头，要求别人做的，首先自己做到，工作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我们这15个人中，有的家中有百岁老母，有的有患精神病的儿子，有的老伴身体不好，但大家都能妥善处理。

事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个人利益的牺牲。我的家庭负担很重。老伴是个多次负伤的一等残废军人，因患脑垂体肿瘤，先后做了两次开颅手术，手术后精神异常，丧失了工作能力。1986年2月又第三次做了开颅手术，从此彻底丧失了意识，丧失了自理能力，成了植物人。老伴的不幸，无时无刻不揪着我的心。作为妻子，我应该尽心尽力地关心他，照顾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更应守在他身边，多伺候他。我每天去医院总是把最脏和最能减少他病痛的事办好，才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医院。我看着孩子们轮流请假护理爸爸，有时我也曾想自己多尽点力，减少孩子们的负担，让孩子们去安心工作。但一想到老有所为的事业刚刚起步，大批老年人才在等待着开发利用；一想到大批老同志期待寻求工作的目光，我怎么也不忍心放下自己从事的事业。想来想去，最后把孩子们召集到一起，开了个家庭会，对护理老伴的事作了重新安排，花200元请了护理员解脱了孩子们，我利用早晚时间抽空去医院给老伴洗涮收拾。为了给老伴增加营养，我经常买些蔬菜，熬出汁液送到医院。就这样，老伴在医院卧床近四年，我没有在家休息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就是节假日，也是和孩子们到医院里团聚。

我的身体也不好，曾患心脏病。长时间来，挑着家庭和工作两副担子，自己身体也渐渐地不支，由于疲劳过度，几次在工作时晕倒，医生要我住院治疗。孩子们看到我累成这样子很焦虑。一天，几个孩子一起围到我身边哭着说：“我们不能治不好爸爸，也保不住妈妈。社会上缺十个您没什么，可我们没有了您，这个家就散了。”孩子们哭，我也哭，全家哭成一团。我等孩子们冷静下来，耐心给他们解释，明确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想让我多活几年，最好的办法是让我去工作。我的追求，我的欢乐，都包含在老年事业中了。”孩子们慢慢理解了我，再也不提什么了。

1989年11月，老伴去逝了。我满含悲痛，料理完丧事，又开始了工作。我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两个孩子在外地，孙子孙女4个都很小，需要人照看。有一次孙子来到我住的地方，我问他：“谁最好呀？”小孙子说：“妈妈、爸爸、姥姥、奶奶。”把我排在第四了，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又一想，孩子说得也对呀，我没有去照顾他们，没尽到做奶奶的责任。想到这儿，心里感到非常内疚，很不是滋味。可儿媳妇不但没嫌弃埋怨我，有时还给我做好了菜送来。我想，孩子们还是理解我的，这也是对我工作的支持。

有人问我图个啥？我只图使更多的老年人才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多做贡献，为子孙后代造福，除此，我别无所图。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做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在晚年为党作出一点贡献，我从心里感到欣慰和自豪，特别是在一项新的事业上踏出一条路来，尽管这条路是坎坷不平的，我也要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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