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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日伪军的大扫荡，使沂蒙地区革命根据地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有些老区沦陷为敌占区，有些区干部几乎全部遇难。例如，费东县的薛庄区，主要区干部就全部牺牲了。为了尽快恢复那些沦陷区的军政领导工作，地委经过精细研究，决定调派精练干部去沦陷区开展工作，力图尽快收复失地。老哥春生，就是被特派中的一员；他的被俘、获救，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春生自1938年入伍，就极少与家中联系。偶尔部队在附近活动时，才能与家中亲人们匆匆一会。1942年秋，春生曾托人捎信来，说部队紧缺子弹，要父亲设法搞一部分。春生了解父亲活动能力很强，连伪军中也有不少朋友，想信他能办到这件事。父亲托朋友们搞了200发子弹，却一直未能将子弹捎去，也不知他近来在何处活动。同年12月底，费东县的同志来取子弹，并捎来口信，说春生思念父母，要父亲到蒙山后去相会。当时，春生只有19岁，还是一个大孩子，思念父母，这是人之常情。父亲决定赴蒙山探子。那年我已满五周岁，是个很任性的小子，定要随父同行，想去背背大哥的盒子炮，过过洋枪瘾。父亲同意了我的要求，原因是带着小孩，便于通过敌战区，能够缩短不少路程。于是，我们一老一少踏上了探兄的路程。 刚上路，我的牛劲不小，不要父亲背，反而蹦蹦跳跳，跑在父亲的前面。父亲只是笑笑，并不夸奖我。走不了多少路，我就熊下来，还是父亲背着赶路。实际上，探兄这一路，在沂中地区内并没有累着父亲，更累不着我。此前春生在沂中县工作，是县委的青年干部，沂中范围内的根据地干部大都知道他的名字。听说我是春生的弟弟，青年们都争着背我，并一站一站地护送我们。我趴在他们的背上，摇头晃脑，观山望景，显得非常得意。从肖家沟到费东县委驻地，也就是百余里地，第二天日落西山时，我们就赶到了。我们找到县委，在蒙山北的一个山村里见到了春生。 县委的干部把我们送到春生的住房。房间不大，光线也不好，却很幽静。春生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露在被外的头上缠着雪白的绷带。他似睡非睡，脸色灰白，头发蓬乱，听到动静，他吃力地睁开眼。一见是我们爷俩，激动得目大瞪、口大张，半天讲不出话。沉默了好久，他才叫了声“爹”，滚滚热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在敌人面前，他滴泪未洒，在父亲面前，他热泪横流了。我们的出现，使他惊讶万状。看来，他并不知道我们要来。原来，他刚出狱不久，受刑挺重。县委领导关心他，假借他的名义将父亲请来，安慰他那余惊未平的心。经过交谈，我们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十月中旬，春生正在沂中县驻地开会，听取县委书记王汉卿（故前任山东省民政厅厅长）作报告。会场设在村头树林里，大家都是席地而坐。他的对面就是组织部长吴杰（离休前任青岛市委副书记）。当时，地委与县委邻村驻防。地委领导对县委干部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地委书记王涛（故前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个头不小，浓眉、大眼、方脸，他身着便服，腰扎皮带，挂着手枪，儒雅中透出几分英武神气。他蹲下身，交给春生一张纸条，说：“立即动身，到费东县去，找秦昆（故前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到，任复原特支书记，绝密。不准告别。”王涛非常严肃，声音很低，不准周围人听到。他的话很干脆，也不留商量的余地。春生也严肃地回答：“是，首长。保证做到。”就这样，春生宿舍也未回就离开了会场，取路直奔费东县。除王涛外，连县委书记在内谁也不知道春生去了何方。 从沂中到费东，足有一百五十余里地。他白日紧赶，夜里急行，黎明前赶到了费东县，找到了县委书记秦昆。春生一进门，秦昆就说：“来了，春生同志。”看来，组织的这一安排，早就在计划之中，只是春生不知情罢了。秦昆指示春生到南龙口村，找到了地下村支书记李清功。从此，他化名刘继意，以南龙口人的身份潜入敌占区朱旺一带，领导群众开展敌后工作。到任后，他在当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的协助下，尽快地联络骨干，了解敌情，展开敌后抗日、抗顽工作。有一天，他同组织委员老李一起回县委汇报工作，过封锁线时，与设伏的一个汉奸中队遭遇。几十个伪军将他们围起来，也不审问，用手榴弹、枪托子乱打一气。其中一名伪军用一枚炮弹头猛击春生头部，春生立即天昏地暗，失去了知觉。 当春生再次醒来，已被抬回朱满据点，关押在了日军的牢房里。牢房是用地主的三间平房改建成的。厚厚的榆木门，门口设着持枪双岗。牢房内，靠墙放着许多“扎子”（一种拷脚的刑具），“扎子”上扎着“犯人”，“犯人”扎着双脚，光着膀子，靠墙坐在地上，想换个姿势也不能。与春生同拷在一根扎棒上的是一位五十余岁的老人，也不知他的罪名是什么。那老人，面色如死灰，长发似乱麻，低首垂眉，呼吸短促，看来能留在人间的时日不太长了。有时，他还能睁开眼，看看春生，摇摇头，再将目合上。意思是说：我不行了。 春生曾多次被日伪军提审，常常是架出牢门去，抬回狱中来。审讯室里，摆满了刑具，老虎凳、牛皮鞭、铁烙铁、辣椒水、钢吊练，刑具俱全。一进审讯室，敌人故意“唏哩哗啦”，弄得刑具乱响，胆小的真能吓得拉一裤筒。敌人过堂时，软硬兼施。用刑时，能让人昏死多次，有的人直接死在刑杖下。春生受审，软硬不吃。你来软的，他嘻皮笑脸，十足的孩子气；你来硬的，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他始终不改口供，一口咬定是“南龙口人”、“药铺的伙计”、“去看舅舅”、“不是探子”。春生做敌后工作，不带枪支，敌人抓住了他，却掌握不着他的证据，只是怀疑罢了。看年纪，他的确是一个大孩子，横看竖看，都不像一个八路干部，敌人还真拿他没办法。不过，如果没有钱，想活着出牢门，也没有那么便宜。 组织委员老李年纪大，又有“三番子”帮门作掩护，被保出来的较早，当然受的罪不少。春生比他可是苦多了。县委接到春生被俘、顽强不屈报告后，指示南龙口支部，要不惜代价救人。身为村支书的李清功，卖了自己的两亩地，贿赂了日伪军头，敌人才答应放人。出狱那天，李清功率领三十多口子村民来牢中接春生。那是摆保人的势头给敌人看，以免敌人变卦。春生在牢中关押了近四十天，眼看着就要摸阎王爷的鼻子了，想不到竟能生还。 听完春生的讲述，父亲掀开春生的被子，察看他的伤势。他的命，是从鬼门关上拾回到的。所以，在他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生活一直很达观，因为他时时有种自足感：“日享薄薪心已定，千人同征几人还！”看到儿子的伤势，父亲禁不住老泪纵横，他轻抚着春生的腿，说：“孩子，你受苦了。”我扑在哥哥的床上，“哇哇”地哭了起来，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想洋枪洋炮？ 我们看到的春生正躺在病榻上，与刑伤的疼痛搏斗。你哪里会想到，另一副重担又压在了他那尚嫩的肩头上：在大扫荡的日子里，薛庄区损失惨重，主要区干部都已经壮烈牺牲了。那里的斗争亟待县委派人去领导；那里的群众亟待八路军去拯救。县委已经决定，派春生去薛庄任新区委书记；身体略好，马上启程赴任。那时的共产党干部就是这样：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顶上去！没有谁去推测是吉还是凶，没有谁去计较是利还是害。 “本欲寻欢乐，反化泪长流。”春生的事迹感动了我，教育了我。那时，我就下定决心：像春生那样做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刘沂生，青州二中教师，74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