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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建国前入党老党员的自述）
老有所为 乐在其中
韩实堂
我叫韩实堂，生于1930年5月，1946年3月入伍，1949年5月入党，1990年10月于昌邑离休。在职时，虽然干了一些工作，但总觉得做得不够。所以，离休后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肯定和鼓励。2010年，被潍坊市委组织部等9部门授予“十大功勋人物”荣誉称号。我觉得，只要能多为党干点工作，心里就高兴，就能增进身心健康。
离休时，昌邑县党史办正在编写县史，多次约我去座谈。我除把知道的史实汇报外，又逐章逐页翻阅了《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23本（每本35万字左右），从中找出了50多处与昌邑有关的革命历史资料。当我逐一反映时，党史办的同志感到很新奇，说：“当时咱光知道外调，不知还有这些材料可查。”在编著《昌邑文化博览》一书时，我主动审阅了两篇文稿，每篇6万多字，共提出了10多处需修改补充的地方。昌邑1949年至1999年50年大事记，共20多万字，我逐一审阅后，修改补充50多处。我所提问题，绝不是信口开河，要害是真实。真实是历史的灵魂。要真实，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就得查资料、找证据。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就得用两三天的时间，这不仅核实了史实，也使自己加深了记忆、锻炼了脑力。期间，我先后为《昌邑日报》等报刊撰写稿件30多篇、2万多字。这些稿件，既有反映硝烟岁月的，也有反腐倡廉的。由于短小精悍，很受读者欢迎。如1944年冬，柳疃区老官庄村支部书记邓绍周带领民兵活捉了14个匪特，缴获长短枪16支，这在昌邑根据地是一个范例。再如1947年秋，区妇女干部王淑英之妹及其父母被还乡团捉住，还乡团想活埋他们，坑都挖好了。这时，一敌酋看好了王淑英妹妹的长相，想娶其为妻，只要应允，她与父母即可活命。王淑英的妹妹大骂敌人，厉声说：“宁愿和父母一起死，绝不嫁仇敌。”说完跳下坑与父母一起遭敌活埋。我党领导的武装把敌人打跑后，有关党组织根据王淑英妹妹的一贯表现，追认她为中共党员。
历史不能忘，传统教育不能丢。近几年，我撰写出5万多字的回忆文章，都是史、志未涉及到的，这些史实都是我亲历亲闻亲见的，其中一些是较珍贵的资料。如：“战时的县立二小”、“宗旨溶脑中，临死救群众”、“叛徒都无好下场”、“接管济南亲历记”、“回顾四年整党”、“略忆昌邑在三年困难时期”等。市政协《文史资料》从中选取了三部分共2万多字予以刊登。以上史实分别送市档案馆、博物馆保存。除此之外，我还从老同志那里搜集到10多张老照片。这些老照片，既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县委书记、县长、独立营政委，还有1945年秋昌（邑）北县10个区区委书记的合影。当我把这些照片送市博物馆、档案馆珍藏时，他们认为很有历史价值。此外，我还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流行、对鼓舞干群斗志发挥很大作用的，现又几乎被淡忘了的18首革命歌曲，如“春天的太阳放彩光”、“悼念左权”、“我们的连长何万祥”等，抄写下来交给档案馆保存。
为什么离休后能有这点作为？源于四点：一是党员的使命。离休只是职务工作告一段落，但党员职责没有结束，必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生命不息，奉献不止。何况我现在的身体条件还允许，不这样做，那不是与入党时的誓言背道而驰吗？二是史实的感召。六七十年的工作经历让我积累了很多资料，特别是英模的先进事迹。而有些事迹又未被载入史册，我不写出来就觉得心中有愧，写出来，既完成了心愿，又能启迪后人。三是创先争优的激励。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创先争优，我虽已暮年，也不能例外。本此精神，我默默地、自觉地投入了这一活动。四是有为乐更进。我觉得，为公而忙，就活得有意义。哪怕是为党、为社会做了一点点有益的事，我的心情就无比舒畅，这也是我步入老年后笔耕不辍的动力所在。
人逢盛世精神爽。下步，我要积极发挥余热，继续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
